历史上的四川方言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这是因为巴蜀大地历史上曾经民族接触频繁、人口迁移众多而语言状况复杂;作为这一区域的通用交际工具——汉语,是一门由移民带来的语言,且有其独特的植入历史。崔荣昌在他的著作中给我们勾勒了这一历史过程[1][2],从战国时秦吞并巴蜀以来两千三百余年间,汉族移民入川大致可划分为两大阶段,前段由秦到宋末,后段由元明到现代。前一段移民主要来自西北或北方(注:崔荣昌云:“宋时的蜀人,尤其是成都人,多半是中原的移民或先期移民的后裔”(见《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第391页),先期移民应当就是最早入川的秦民,他们奠定了早期四川方言的基础。),故而形成接近秦晋的梁益方言[3][4],崔荣昌称之为巴蜀方言。至宋末,这个移民传统逐渐削弱几至中断。元初以及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三次改朝换代争夺巴蜀的战争使四川的生产遭严重破坏,人口锐减,此后入川移民主要来自湖广,因而奠定现代西南官话基础。移民史告诉我们,现代四川方言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元末[2]9。但要问宋及宋以前的四川方言面貌如何,并进一步确定它与现代四川方言有无传承关系,则移民史无法提供有力材料。可不可以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去推测并构拟?由于我们还无法确定现代四川方言是不是与中上古四川方言一脉相承,使得比较拟测失去了可靠前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而历史比较亦无能为力。但是我们有丰富的巴蜀历史文献,汉代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从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开始,蜀中“文章冠天下”。“史謂巴蜀好文雅”,一直到宋末(注:见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六《夔州重建州学记》。本文据文献讨论宋代四川方言,故不涉及宋代以后的文献。),文学传统绵延不绝,蜀中文献可谓多矣。 文献,说到底就是流动不居的有声语言的物质凝固形式。鲁迅《门外文谈》说:“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正如宋人陈骙《文则》所云:“商盘告民,民何以晓?然在当时,用民间之通语,非若后世待训诂而后明。”“民间之通语”应当就是鲁迅所说的当时的口语。古人文章中常夹杂方言口语,北齐颜之推所谓“著述之人,楚夏各异”是也。此风唐宋犹然。宋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二十八:“乡邦俗彦即方言也,今人简帖或用之。”林氏只说书信简帖中运用方言俗语,其实古人笔记诗话,乃至散文诗词歌赋又何尝不间杂方言于其中。诗圣杜少陵“用方言之稳熟”(注:见四库本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三十引赵次公注杜诗序。),即为后人所称道,如:“老杜八仙诗序李太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船,方言也,所谓襟纽是已。”[5]文艺家从表达的角度肯定方言:“句法欲老健有英气,当间用方俗语为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颖脱不可干之韵”[6]。语言学家却看重其历史文献语料的价值,早在上世纪60年代,周祖谟先生就指出:“宋人笔记中有论及当时四方语音者,惜皆零散不备,而所指方域亦不甚明确,但是可略知当时方音与今日方言之异同。……考音论史者不可以其零散而忽之也。”[7]赵振铎先生也说:“唐人笔记里面有一些方俗读音材料,它们应该是当时方言俗读的真实写照,吉光片羽,信足珍贵。”[8]所以,宋代及以前的文人写下的与四川相关的历史文献,都是研究早期四川方言的语料。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宋代或宋以前的历史文献语料调查宋代四川方言语音词汇特点。 本文尝试通过文献对宋代四川方言进行调查,适当涉及前代。这是一种断代的文献方言调查,取材范围为宋代笔记小说一百余种,宋人文集三十余种,旁及若干诗话词话,宋人所作经传注释等等。其中尤重笔记小说诗话词话,这些文字乃古人闲情雅致所系,最少拘谨,笔触灵活,不避俚俗,更重要的是文中常常说出所记俗谈的具体乡域,从而可据以给语料进行比较准确的时空定位,即使没有现代方言的对应,也可以确认其作为历史方言现象的存在。这对于可能因移民传统而中断了的四川方言来说,更显得重要。 一、见诸宋及宋以前文献的四川方言称谓 扬雄《方言》所称的“梁益、蜀汉”等,可能是最早的四川方言称谓。汉晋之间经传训诂小学专书中则为“蜀人言”之类称呼。如《周礼·冬官考工记·轮人》郑玄注:“蜀人言榝曰{槷}。玄谓槷读如涅,从木熱省声”,《释文》“槷魚列反,依注音涅,乃结反”。郑氏言槷读如涅,不知是不是说的蜀音,姑录存疑。晋郭璞《尔雅·释器》注:“蜀人呼笔为不律也,语之变转。”这跟许慎说的“吴人谓之不律”不同(注:《周礼·冬官考工记·轮人》、《尔雅·释器》,分别见《十三经注疏》阮元合刊本第909页上、2600页下。)。 北齐颜之推曾亲耳听到益州“蜀竖”把豆粒说成豆逼,《颜氏家训·勉学第八》(王利器集解)曰: 吾在益州,与数人同坐,初晴日光,见地上小光,问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竖就视,答云:“是豆逼耳。”相顾愕然,不知所谓。命取将来,乃小豆也。穷访蜀士,呼粒为逼,时莫之解。吾云:“《三苍》、《说文》,此字白下为匕,皆训粒,《通俗文》音方力反。”众皆欢悟。 “蜀竖”是说四川小孩,当这个四川小孩把豆粒称为豆逼时,在场“数人”表情“相顾愕然”,这些人可能都不是蜀人,所以“不知所谓”,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四川方言的特异。颜之推运用文献给它找出本字,辨明音读,于是众皆欢悟。 颜氏这段话还告诉我们,四川方言为什么把“粒”说成“逼”,就连“蜀士”也说不清来头,这不是特别相似于现代方言调查中常遇见的“有音无字”吗?从这个意义上说,“豆逼”一词够得上当时四川方言的特色词。颜之推“考本字”,从《说文》等书中找到它的来源,充分说明四川方言词前有所承。但是承自古方言还是雅语?颜氏没说,我们可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有把握地作个补充:承自西京雅语。试说于下: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云“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豆比”,徐复先生认为当训“豆粒”,其中“比”的本字就是《说文》中训“一粒也”的“皀”,“豆比”也正是《颜氏家训》的“豆逼”[9]。《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身处西京盛世,生于龙门,迁居茂陵,著述用的语言应当就是以秦语为其基础的西汉通语:关中雅言。蜀竖说的“豆逼”就是司马迁说的“豆比”,六朝时四川方言的“特色词”与西汉雅语词相同,由此可以推知,“豆逼”承自西汉雅语的“豆比”。颜氏这条记述的意义就在于,揭示了六朝时代四川方言保有古老的秦晋方言特色,为论证古四川方言的系属提供了新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