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资源观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多语多言”是“语言问题”的错误观念，但是社会交际中的语言隔阂以及言语交际失范的问题仍然存在；少数民族地区保存民族语言、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仍然存在。语言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它的社会整合功能。一个国家需要一种或几种通用的语言，这样它才能有效地行使行政职能。如果该国的人民比较普遍地掌握了通用语，这将有利于全国范围内的交流、协作和人力物力的流通。如果该国的专业人才比较普遍地掌握了国际上通用的语言，将会有利于该国的国际交流、国际合作、国际贸易、国外投资等，进而更有效地发挥其在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如果该国的民众具有较强的语言社会交际能力，就能形成较为和谐融洽的社会互动规范；如果社会中形成了有效的语用规范，就能提高社会交际的效率，增进和谐与稳定。这当中既包括国民作为个别讲话人的语言意识、语言能力的增强和提高；也包括政府有意识、有计划地通过教育等手段从整体上来培育国民的语言素质的举措，通过语言资源的规划管理，建立语言使用方面的有效秩序。其中，社会的语言能力及其培育系统的发展和建设将是语言规划的长远目标。人类社会正逐步从自在向自为的状态发展，语言也不例外。有了切实可行的语言规划理论，有了深入的语言学研究，我们就可以逐步地建设理想化的社会语言环境。 一、语言管理：新加坡经验 语言规划理论正在从“问题导向”向“资源导向”的规划观转变，把语言，特别是“多语多言”现象不再视为问题，而是作为文化资源来看待，开始重视“濒危语言”的保护和“方言遗产”的抢救等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是，现实社会中，不管是“单语”还是“多语”、“单言”还是“多言”的状况，言语交际问题，以及其他与语言相关的社会问题还是存在的，有时以一种比较突出的形式出现（例如，威胁到国家统一的语言冲突问题）。此外，对于语言资源本身，除了了解、监测和保护之外，还应该有更加全面的管理。 “语言管理”是语言规划研究领域中较新的理论，它不仅接受语言是资源这一前提，而且引进了管理理论，为语言资源的管理提供了更多的理论依据。根据这一理论，对于语言资源，不仅有爱护和保护、防止破坏和流失的问题，还有一个掌握、配置、利用和发展的问题。反之，语言资源的浪费、误用，必然造成社会问题。因此，语言的“资源观”与“问题观”是可以通过解析而联系在一起的。 新加坡具有比较成功的语言规划经验，其中，“语言管理”部分是可以供我们借鉴的。新加坡的语言管理模式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确认资源”、“利用资源”、“发展资源”。新加坡是一个缺少自然资源的国家，因此向来重视人口资源的开发。新加坡又是一个移民国家，历史上也一直是一个贸易和物流中心，因此五方杂处、人口流动，语言状况十分复杂。新加坡建国之后，语言和文化的复杂情况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难题。为了政治的统一，似乎可以对这个地域不过数百平方公里、人口不过几百万的国家实行比较简单的语言统一政策。但是，新加坡政府充分认识到语言问题的复杂性和语言规划工作的科学性，因而进行了相应的调研、咨询和论证，进而接受了“语言管理”的语言规划观，并将其纳入“社会工程”思想指导下的总体管理体系。在确认语言资源的时候，政府直接参与，同时也支持学术界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语言人口、语言使用状况以及语言教育、语言意识形态方面的调查研究，而且应用了语言规划理论研究方面的一些成果。这样，语言规划者对新加坡的语言资源有了比较完整的“确认”，不仅掌握了当前的语言状况，而且联系有关语言的历史人文传统，对可利用的语言资源进行了综合性评估。这种综合评估为确定新加坡的国语、官方语言和语言教育政策奠定了基础。 新加坡语言管理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总的长远目标确定的前提下，灵活、策略地确定短期目标和执行措施，不断根据形势的发展来调节和调整。这一特点在“利用语言资源”的工作中得到特别的体现。在新加坡共和国短短40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对语言工作和语言教育的几次大的调整和无数次小的调整，但都是服从于在当时形势下所认定的“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认同”的总目标的调整。其中的一个妙笔，是1979年启动的“讲华语运动”，以及相应的将华文教育重新纳入双语教育系统的举措。这一行动适时地收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效益。从语言规划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资源统筹管理的例子，是一个成功地利用新加坡华文教育传统、新加坡华人语言认同以及作为重要人力资源的大批华校毕业生的举措。 新加坡语言规划的一个奇迹就是快速产出了一代华语和英语母语讲话人，而这是其一系列“发展语言资源”工作中的一个突出成果。通过政府的有关政策的引导，许多以华语或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家长刻意为子女制造了华语或英语的习得环境。在一系列言语社区建设的配套措施的支持下，大批华语、英语以及华英双语母语讲话人被“制造”了出来。新加坡母语人口的状况每十年即产生几成改变，而且，这些改变基本上都是向有利政府目标的方向转变。 二、语言资源的规划观 从“语言管理”的模式中我们可以得到语言资源的发展观。语言学界一度流行的“自足自立”的语言理论及其相关的语言哲学理论，过度强调语言的生物基础，从而将人们引入语言是一种自然现象的片面性认识，进而产生对积极的语言规划的怀疑态度。然而，历史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现存的自然语言都是历史文化的产物，都深深地打上了社会和政治的烙印。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文化模式，语言中充满了人为干预的结果以及社会历史事件的痕迹，同时它每时每刻都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继续发展变化。语言不是“自足自立”的，而是一个寄生在社会系统中的信息和符号系统。因此，“发展变化”和“对社会的依附”是语言的基本特性。 语言是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嬗变的。如果说语言变化有什么基本的规律，那就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语言总是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需要而产生新的模式和形式。以至于语言学家有“语言有自我调节机制”或“自我完善的功能”的说法。其实，语言并不能脱离人类而独立存在，它之所以看起来是在自我调节、在适应环境，是因为人类在不断地改变它以适应自己的需要，是具体的社会和具体的社区在改变自己所使用的语言，有时候是无意识的，有时候是有意识的。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有所认识，以确立语言管理观。语言管理方面的无政府状态未必会导致语言社会交际的全面混乱，因为还有社区和其他社会群体在发挥作用，但是理性的语言规划却可能带来比较理想的语言管理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