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理论作为一种新的语言研究方法论，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兴起的。构式语法理论现在也已有不同的派别，起码有四个支派：一派是以Goldberg,A.E.和他的老师Lakoff,G.为代表；一派是以Fillmore,C.J.和Key,P.为代表；一派是以Croft,W.和Taylor,J.R.为代表；一派是以Langacker,R.W.为代表。这里主要就以Goldberg,A.E.为代表的构式语法理论谈些自己的看法。 构式语法理论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构式表示与人类经验有关的重要情景”，“是语言系统中的基本单位”；语法有生成性，但“非转换的”，一个个的语法格式，亦即构式，并不是如转换生成语法学派所说的那样由生成规则或普遍原则的操作所产生的副现象(epiphenomena)；除包含在语法格式即构式之内的组成成分以及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外，“构式本身也具有意义”，不同的构式有不同的构式意义；任何一个构式都是形式和意义的对应体，即： 假如说，C是一个独立的构式，当且仅当C是一个形式(Fi)和意义(Si)的对应体，而无论是形式或意义的某些特征，都不能完全从C这个构式的组成成分或另外的先前已有的构式推知。要对一个构式进行解读，仅仅对“与构式有关的动词意义的解读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参照与词条相联的框架语义知识”。(Goldberg 1995,1.1,1.2,2.2) 很明显，构式语法理论是在批判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并深受认知语言学的影响，符合认知语言学“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完形原则。Goldberg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语言学系教授，是一位年轻的女学者，她于1992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认知语言学家lakoff教授。这种语法理论与菲尔墨(Fillmore)的“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具有内在的联系。菲尔墨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了“格”语法。格语法不仅揭示了与动词相关的“格”范畴，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的心理现实，可以较好地说明语言的表层形式与深层语义之间的联系，因此受到了多方面的注意。特别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不少语言模型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格语法的影响。然而格语法理论，只是揭示了低层次的语义关系，即动词和相关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不能用来解释高层次的语义关系，即整个句法格式表示的语法意义。因此正如朱德熙先生(1986)所指出的：“格语法理论的致命弱点就在于企图凭借为数有限的几种低层次上的语义关系来解释全部句法现象，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一点菲尔墨自己也逐渐注意到了，而且他意识到场景对句子语义的影响，而研究分析这种影响不能光靠对词语的句法功能和词语间语义关系的简单分析以及通过简单的逻辑推理来达到，而应该通过对语义“框架”的描述来达到。因此从70年代中期以后他就致力于框架语义的研究，从而建立了“框架语义学”。框架语义学旨在研究、揭示话语是如何通过包含在话语里的词语及时、有效地获得话语“整体的语义理解和描写”。这种理论高度关注词汇意义与语法模式之间关系，认为词语意义的描述必须与语义框架相联系，由此才能探求获知“词语的意义在语言中存在、在话语中使用”的背景和动因，并为语义的结构描述与表征提供一个思路与途径。(Fillmore 1976,1982)目前大家所理解的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说实在最早还是菲尔墨提出来的(Fillmore1988,1990)，可以说菲尔墨的框架语义学直接影响着构式语法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构式语法理论一面世，很快引起语言学界的瞩目，目前已经成为国际语言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从2001年至今，专门关于构式语法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已举行了4次，分别在美国加州伯克莱(2001.4)、芬兰赫尔辛基(2002.9)、法国马赛(2004.7)和日本东京(2006.9)。近年来也受到国内学者的极大关注，先后已有不少学者或介绍其理论，或运用该理论尝试解释现代汉语的一些语言现象，或对该理论加以评论。（张伯江1999，2000；沈家煊2000a，2000b；董燕萍、梁君英2002；纪云霞、林书武2002；徐盛桓 2003；陆俭明2004a，2004b；袁毓林2004；王黎2004，2005；刘丹青2005；王寅2006）国内各位学者曾把construction分别译为“句式”、“框架”、“构块”、“构块式”、“结构”、“构造”、“架构”、“构架”、“格式”、“构式”等，现在国内较为普遍地采用“构式”的译法。关于构式语法理论，本文想从宏观的角度说说它的价值与局限。 二 构式语法理论是在批判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如何评价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的诞生，应该说无论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看，极大地推进了整个语言研究，这是毋容置疑的。但是必须看到，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特别是其论元结构理论有其局限的一面。按照论元结构理论，句子以动词为核心，而作为一个动词，必将形成一个以该动词为核心的论元结构，一切包含该动词并以该动词为核心的句法结构，都看作是该动词的论元结构通过一定转换规则生成的，否则，就认为动词发生了词义变化，或者认为所谓“增元”或“减元”了。论元结构理论，用来说明诸如下面这样的语法现象是得心应手的： (1)a.弟弟打破了我的杯子。 b.弟弟把我的杯子打破了。 c.我的杯子被弟弟打破了。d.我的杯子弟弟打破了。 然而语言事实并不像生成语法理论所设想的那样简单。就拿现代汉语里的存在句来说，现代汉语里有这样一种存在句式，那就是“NPL+V+着+NP”。例如： (2)a)台上坐着主席团b)墙上挂着画 门口站着许多孩子花瓶里插着腊梅花 床上躺着病人门上贴着对联 例(2a)宾语所指是谓语动词的施事，例(2b)宾语所指是谓语动词的受事。对于这类存在句，国内外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者已经发表、出版许多论著。但是，如果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双语中这种存在句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作进一步的思考和解释。这些问题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