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刊载胡壮鳞的文章《解读韩礼德的Appliabie Linguistics》。文章谈到，2006年3月26日韩礼德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学的“韩礼德语言研究智能应用中心”成立大会上，做了题为“研究意义：建立一个适用语言学”的主旨报告。文章就适用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和可用语言学的意义差异进行了对比。在此基础上，论述适用语言学的长期目标是为了建立语言的意义发生系统，其工作机制是以社会理据来解释和描写语义发生，当前的工作重点是研究智能应用。 《湘潭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刊载雷磊的文章《杨慎古音学源流考辨》。文章认为，吴棫《韵补》大体上是为“古音”而作，不过没有形成明确的“古音”概念。《韵补》综合运用押韵、谐声、异文、古读等方法考订古音，这也是他的开创，并被后来的古音学家所继承。杨慎古韵学出自吴棫，他的功绩在于，明确提出了“古音”概念，注意到了古今音变的复杂性，改进了考订古音的方法。陈第古音学在杨慎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大的突破：完全抛弃了“叶音说”，注重阐明古今语音演变之轨迹，采用穷举法等。至此，明代学术，在古音学方面，完成了同清代朴学的对接。 《语言研究》2007年第4期刊载骆琳的文章《“得”字研究中的语料处理与数据统计》。文章指出，在面向计算机，采用基于统计的方法对“得”字在真实文本中的使用情况进行穷尽性研究的过程中，语料的收集与处理、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对保证研究结果的信度与效度至关重要。WordParse软件和DataWord软件的研制、前后接续观察和统计系统的建构以及XML技术的运用为课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计算机辅助现代汉语研究作了一些新的尝试。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刊载赵红梅的文章《汉语方言现象的生态语言学诠释》。文章认为，在生态语言学理念的观照下，汉语方言的形成可以看作是原始中原汉语在迁徙中，被当地语言生态环境化的产物；汉语方言的现代演变即强势方言化和普通话化既是语言生态系统内构成要素的优胜劣汰，又是内部各种有机体——语言之间的竞争和协调；而汉语方言濒临灭绝的趋势则同生物界的物种消失导致生态失衡一样，也会导致语言生态的严重破坏。 《深圳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刊载王辉的文章《传教士〈论语〉译本与基督教意识形态》。文章探讨基督教意识形态在三个传教士《论语》译本中的具体体现，研究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均有必要作文本（翻译本身）与副文本（注释、序言、绪论等）的分疏。文章认为，在翻译层面上，译者追求隐形而不可得，意识形态作为其诠释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制约着译者对他者的理解，往往造成无意识的“误读”而非有意识的“操纵”。但在副文本中，译者则会正面现身，进行知识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刊载米辰峰的文章《汉语译著中的西洋姓名问题》。文章谈到，近百年的西学汉语著作中存在着大量名不从主人、名不副实的虚幻洋名。姓名颠倒、把复姓当全名、胡乱选择姓名简称等错误在词条、索引、著者目录中经常出现。“名不正则言不顺”，各行各业早晚都要与国际惯例接轨。为了提高西学水平，有必要引进西洋姓名学。姓氏是象征血缘遗传的家庭伦理标志，是风俗嬗变的化石。姓名演变与民族文化发展同呼吸共命运，折射传统特色。正确理解和著录西洋姓名，对提高西学和外事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