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言政策研究中，考虑经济学的因素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发展方向。传统说来，语言的政策研究主要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性，语言政策是国家和政府关于语言地位与权利、语言作用与发展、语言文字使用与规范等的重要规定和措施[1]。第二，文化性，研究与语言关系密切的社会、文化、心理、观念、伦理、习俗等人文因素。第三，教育性，主要针对语言教学，是语言政策的具体体现与扩大化。 近几年这种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语言经济学成为语言政策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方面，世界各国相互之间的语言沟通在日益活跃的经济活动中显得至关重要。语言问题成为经济学家们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也逐渐意识到，既要充分发挥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还要增强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学科彼此渗透，交叉互补。因此，语言经济学对语言政策评估的影响意义深远。 一 语言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 学术界把语言经济学的最早出现归结为美国经济学家Marschak(1965)在Behavioral 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题为《语言的经济学》的论文[2]。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又不断加以补充，认为语言经济学是“随着信息经济学而出现的”[3]，是“研究语言和经济之间的相互关联”[4]，是“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语言变体同语言的关系，尤其主要关注那些受经济变化影响的问题”[5] 语言经济学在吸收了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定量定性分析，将语言和经济的关系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 第一，把语言界定为一种人力资本是语言经济学家的创举。语言是可以用来补充和取代其他类型资本的人力资本，是获得其他人力资本（知识和技能）的工具性资本。语言“资本性”是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 第二，学习外语是对人力资本生产的一种经济投资。人们学习外语的部分原因是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即考虑学习外语的“投资费用”和学成语言后的“投资预期效益”。用一种或多种外语进行交流的语言技能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一种高含金量的“语言资本”，因为预期回报高，所以人们对投资外语学习乐此不疲。 第三，语言的经济价值有高低之分，主要是取决于该语言在各种任务、各种职业和部门的活动中的使用程度，而使用程度又受到该语言的供求法则的支配。 第四，语言的经济效用取决于诸多因素。这包括劳动力市场的急需程度、交易市场的应用多寡、消费心理取向、人际交往的频率等等。 二 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领域 （一）语言与就业、收入问题研究 语言经济学虽然是派生于经济学，却能解决语言问题。许多早期的研究是由加拿大经济学家完成的，他们的学术论文主要是涉及英语和法语引发的双语问题。而美国的语言经济学家是用计量学调查研究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在工资收入上的差异，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最多的，集中探讨语言技能对就业和工资收入的影响。主要方法是问卷调查和自我检验，根据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原理研究其中的因果关系，看收入来源是否取决于一个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工作种类等。 Kipp等人借用澳大利亚1991年的统计数据，通过比较移民的英语水平、教育资质与失业比例的关系，反映出它们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图表如下：[6] 表1 1991年澳大利亚统计调查“语言与经济”中的部分数据一览表
注：*英语程度很好或较好的人群比例；**持有学士(B)文凭或技术职业资质(V)的人群比例。 图表中列举的失业指数、英语能力和教育资质是针对外来人群的。他们的出生地和母语反映出不同地域人群的失业状况与语言能力、教育资质之间的关联。德、意、马、荷四国是二战后的移民，掌握英语的能力较强。而来自亚洲和波兰等地的新移民英语水平较差些，菲律宾除外是因为其国内的教学语言是英语，但由于其鲜明的种族色彩，母语背后微弱的经济实力，限制了他们选择能发挥语言能力的工作岗位。所以，语言的费用（为获得语言能力而付出的成本）与效用（语言能力的获得可以带来使用者就业机会和增加未来的收人）并非预期的那样完全成正比。 （二）语言动态发展研究 解释语言为什么会衰退消失，为什么会繁荣发展，是语言动态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些小语种弱而不亡，有些大语种却强而不盛，这与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和经济实力密切相关。 挪威在这方面堪称典范。二战以后，政府着力改革本国的语言政策以保护本土语言Saami。20世纪90年代以后，Saami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先是在公立学校广泛推行，而后立法确定其教学教育机制，包括研发新教材、课程、大纲，培训教师，鼓励公共教育中使用该种语言，与国际少数语种权利保护机构密切合作等等，这些措施都进一步有效地激发了Saami语言的生命力，使之成为当今世上为数不多的最有活力的本土小语种。挪威政府正确的政策决策功不可没。[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