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Dik指出，介词、名词后缀、从句标记（标句词）等成分是句子或短语平面的联系项，联系项的位置一般遵循两个原则：(1)总是位于被联系成分的外围，即联系项一般不会进入被联系成分的内部；(2)联系项总是位于两个被联系成分之间[1]274。刘丹青指出这条原则不但是汉语介词类型的发展动因之一，也影响着汉语介宾短语的语序，他指出，由于居于关系从句和核心名词之间的中介位置，汉语普通话和方言中的指示词、指量短语、具有定冠词作用的量词等都有可能发展为关系从句标记[2-4]。 现代汉语中的泛用定语标记“的”来源不甚清晰，有以为来源于“者”[5-6]，有以为来源于“之”[7-8]，江蓝生认为“的”的前身“底”，其结构助词的用法是由方位词用法发展而来，并认为“底”的结构助词用法是继承了同为方位词的“所”、“许”的结构助词用法的结果[9]。储泽祥证明安徽岳西方言中的结构助词“底”来源于方位词“底”，是在“N1＋方位词＋N2”的句法环境中语法化为结构助词的，其语法化的语义基础是，表示空间位置的“N1＋方位词”既可以被理解为空间属性，作为一种分类的依据，如“河底鱼”，也可以被理解为空间领属，如“学校底课桌”（这时方位词的意义已经比较空泛，只用来表示一个抽象的而非具体的处所），这种两解的可能性促发了方位词向结构助词的转化[10]。 本文主要从汉语史和汉语方言的角度探讨“里”的定语标记作用，想说明，居于联系项位置（居于（潜在）修饰语与（潜在）核心之间）的各类成分都有可能发展为定语标记，汉语中所谓的方位词附于名词之后，因此容易居于两个名词之间，是定语标记的一个源头。 二 从方位词到定语标记 刘丹青指出，方位词有普遍的语义基础，每种语言都能表达“里”、“外”等方位概念，但方位词是一个有语种特色而非普遍性的词类名，它实际上是处于“名词＞方位名词／关系名词＞方位后置词＞体标记”这个语法化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在语法化链中的位置可偏前，可偏后，因此形成了方位词句法表现上的非同质性[11]。Hopper and Traugott曾经指出一个语法化链条：关系名词——次要介词——主要介词——粘合型附缀——融合型附缀。并且指出，这几个发展阶段并不是互相分离的范畴，处于这个语法化链条上的大多数方位词并不能归入某一确定的范畴，只能说是处于从左至右语法化的过程中[12]107。方梅指出，当代北京话的“里”，拥有这个语法化链条上全部阶段的用法，所谓的方位词“里”表现出了内部极大的不一致性[13]。 （一）“里”的语法化过程及其定语标记用法 江蓝生指出，“里”、“上”等方位词也有可能发展为结构助词，只不过在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形成过程中，方位词“底”占了优势[9]。在汉语史的材料中，我们发现了“里”作为定语标记（结构助词）的线索。“里”首先在“NP里NP”的句法环境中得到了语法化： 1) 水里芙蓉光照灼，见者无不心惊愕。（敦煌变文35） 2) 衔茅花，拾柳絮，窠里金针谁解取。（敦84） 3) 可惜未殃（央）宫里女，嫁来胡地碎红妆。（敦6） 4) 师便喝云：你也眠去摩？每日在长连床上，恰似漆村里土地相似！他时后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祖堂集》卷七） 5) 雪峰曰：“汝见苏州城里人家男女否？”（《景德传灯录》卷七） 6) 岩头云“什么处去也。”师曰“布袋里老鸦虽活如死。”（《景德传灯录》卷十七） “NP里”表示它后面的名词的指称对象存在的处所。 存在和拥有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它们都表示抽象的处所概念”[14]722。世界很多语言中，表示存在的动词和表示拥有的动词往往采用同一种形式，例如汉语中的“有”。Freeze考察多种语言后认为，处所谓语句、存在句和带有“拥有”意义动词的句子实际上来源于同一个抽象的句法结构[15]。存在于某处即为某处所拥有，这是人们一种普遍的认知心理。Heine指出，非洲很多语言，常用“X存在于Y处”这种结构来表达“Y拥有X”的领属概念[16]。刘丹青告知吴语中有“有”用如“在”的用例[17]1027： 湖州双林：王先生有辣哇／弗？其有辣。王先生在吗？他在这儿。 吴江芦墟：王先生屋里阿有辣？伊屋里有辣。王先生在家吗？他在家。 上文例1)、2)中句的“NP里”可以理解为纯粹表示处所，例句3)中“NP里”就可以有双重的理解了：可以理解为表示处所，同时可以理解为表示领属意义，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未央宫的女孩儿”。 “里”在“N1+里+N2”结构中发展出标记领属关系的功能，但是此时它的方位意义并未完全消退。有时“里”的方位意义显著，处所有显著的“里-外”对立，如例3)“宫里”可有“宫外”对立，但有时候，只凸显N2存在的处所，“里”的方位意义被抑制或者说不显著，如上文第4)例“漆村里土地”主要是说明“土地是存在于漆村的”，并不凸显“里”的方位意义，这就是储泽祥所谓的“空间领属”[10]，在这样的环境中，“里”逐渐褪掉方位指示意义而朝功能词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