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声字中的“声符”是理解、认识形声字的关键，从造字的历史来看，声符最初是表音的，后来语音变化而出现不表音的种种情况；形声字的“声符”是表音的，也有兼表意的，但不是全部。如清人王筠《说文句读》所说：“工、可第取其声，毫无意义，此例之最纯者，推而广之，则有声兼意者矣。”从右文的研究来看，真正表意的声符是那些声符为文字之母、后起加形孳乳分化出的形声字的声符，这其中的情形又较为复杂，“右文说”的兴起正是为了探讨这一问题。宋元学者的词源学研究是从“右文”研究开始的，在文字学史上颇具特色，系统总结研究这一问题，对今天词源学问题的探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右文说的起始 汉代许慎《说文》分析文字有所谓“亦声字”，这些字都是声符既表意又表音的，此外，《说文》“臤部”、“句部”、“派部”等部在后人看来，实际上是以声符为部目，所收的字（有会意字，也有亦声字）也都是“右文说”研究的对象。但这在《说文》还不是自觉的。晋人杨泉《物理论》所谓：“在金曰堅，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将以“臤”为声符的字加以贯通，学界一般认为这是“右文说”的发端。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右文”研究，始于宋代王子韶。从文献记载看，王子韶的《字解》与王安石的《字说》同时，是与王安石《字说》相对的一部著作，是以重新审视形声字声符为主要目的的著作。据《宣和书谱》（卷6）记载：“方王安石以字书行于天下，而子韶亦作《字解》二十卷，大抵与王安石之书相违背，故其解藏于家而不传。”《字解》已不传，但其解字的思想，其关于汉字形义关系分析的基本观点保存在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其基本观点认为形声字的声符不仅表声，而且表义：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此说为大家所共知，是关于“右文说”理论较早的、阐述较为清楚的观点之一，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较大。王圣美的文字研究不像王安石仅从一字一形着眼，就字论字，而是系统归纳排比从同一声符的一组形声字，寻求它们的意义上的共同点，王氏归纳一组同一声符的形声字后发现：“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即形声字声符于字义的表达为关键。对一组形声字而言，形符与声符各有系统，不可一概而论。这一点远远高于王安石的《字说》。王圣美的这一发现启发了后来学者的形声字研究，由此而形成专门探讨形声字声符表意问题的学派——右文说，进而由此探讨汉语词源诸问题。宋代王观国《学林》（卷5）则更以形声字声符为字母，进一步总结出“字母”说，具体为字母加形说、省形用母说： 盧者，字母也，加金则为鑪，加火则为爐，加瓦则为爐，加目则为矑，加黑则为黸。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偏旁，但用字母，则众义该矣。亦如田者，字母也，或为畋猎之畋，或为佃田之佃。若用省文，惟以田字该之，他皆类此。 王观国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字母加形说”的价值在于，王观国看出了声符为形声字之母、而偏旁为后加的这一文字演变的事实，这是很了不起的。这一观点完全符合汉字演变的实际，这是“右文”研究中的一大突破，它标志着形声字研究中史的观念的确立，文字分化孳乳意识的出现，为后来学者的深入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路。王观国的“省形用母说”看到的是另一种情况：即汉字使用中存在着省掉形旁而仅使用声符的现象，有的学者称此为“省形借声”，有的学者称此为“声符替代字”[1]113，汉字使用中确实存在这种写字写半边（声符）的现象。但王观国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不是省形借声或“声符替代字”，而是省形用声。仔细考察王观国所举例字，我们发现它所反映的实际上是早期文字使用中的一种情况。王氏所谓省文，实际上是较早的古字，而他所谓的不省的字，实际上是后起的加形字。从文献用例看，田，或用为畋猎之畋，或用为佃田之佃，古均用“田”字，后来文字分化，加形而有“畋”与“佃”，“畋”与“佃”通行后，而文献中仍然有用“田”指“畋、佃”的，这应是古字的沿用，因此才有王观国所谓的省文说。王氏此说实际是以后来文字分析古代文字使用情况的结果，虽将文字古今语料混起来看，但其探讨文字演化、使用的基本思路为我们认识汉字的发展历史提供了借鉴。 宋代郑樵《六书略》对形声字声符的研究颇具特色，提出了形声字演变中的“母子衍生说”，探讨了“声兼意”等问题。其“母子衍生说”以为文有子母，子母是相生的，以母统子，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这是郑樵探讨出的“制字之旨”。汉儒说文解字之失正在于此。郑樵在《通志·七音略·七音序》中指出：“汉儒识文字而不识子母，则失制字之旨。……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汉儒知以说文解字，而不知文有子母。生字为母，从母为子，子母不分，所以失制字之旨。”郑樵据其子母理论将《说文》的540母剔去不能生之子 210类，而余330为字之母，以“八百七十子，为声之主”。这些主声之子与主类之母“合千二百文”以成新字，以“成无穷之字”。郑樵的文字子母理论主要还是就谐声、会意（郑氏虽也提到转注，但其所谓转注与谐声相一致）而言的，而为子、为母之文要么是象形，要么是指事。从文字演化历史来看，郑氏的文字子母说虽包含有一定的文字演变的历史观念，如其以二母相合为会意，以一子一母为谐声，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谐声字的产生较为复杂，有一些字的声符（即郑氏所谓文之子）早于其所从的谐声字产生，从演化历史看，这些声符应该是母而不是子。这是郑氏没有看到的。从这一点来看，郑樵的以声符为子的观点比王观国的“字母”说要差得多；再者，郑氏的子母相生仅限于由象形或指事之文生成会意、谐声之字，而由文生成的字是不能再生的，这是郑氏的“子母相生说”的局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