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大破特破。……要把“词”、“动词”、“形容词”、“主语”、“宾语”等等暂时抛弃。可能以后还要捡起来，但这一抛一捡之间就有了变化，赋与这些名词术语的意义和价值就有所不同，对于原来不敢触动的一些条条框框就敢于动它一动了。 在探索规律性的过程中，不得不使用术语，这些术语以及它们所构成的体系是为陈述规律性服务的。我们制造和使用这些术语，应该让它们听命于我们，不能让我们听命于它们。 ——吕叔湘《语法研究中的破与立》 一 为什么要区分词类？ 为什么要区分词类？为什么要区分动词和名词？吕叔湘先生(1954,1979:32)一再说，“区分词类，是为的讲语法的方便”，“主要是为了讲语法结构：不同类的词或短语在语法结构里有不同的活动方式”。有人说，区分词类是因为词本身的特点值得分类和需要分类（注：现在有一种新的说法，说“词语固有的词性”就是词语“在词汇层面的词性，需在词典中标明”（郭锐2002:89）。然而，（现代汉语词典）给词标注词类的原则是：“词类是词在语法上的分类，能够概括地说明词的功能与用法。”（徐枢、谭景春2006）这部词典过去不标注词性，词性就是通过词所在的例句体现出来的。），吕先生则说，“这个话，对于有发达的形态的语言也许适用，对于汉语不适用，因为‘词本身的特点’实际上就指的是形态变化。”“即便拿形态发达的语言来说，划分词类是为了讲语法结构这句话仍然是对的，因为词只有在语句里边才有各种变化形式。”吕先生还用了一个比喻，“在一般讲语法的人，‘词类’已经成了必不可少的道具。”“道具”的说法是比喻，西方语法学家直接说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词类是“理论构件”(theoretical constructs)。选用的道具不对，演戏就不会很成功；同样，选用的理论构件不对，讲论语法就不会很成功。 为什么要区分词类？词类是讲语法必不可少的理论构件。 二 简约原则 中国人从马建忠开始系统地讲论汉语语法，跟西方语法学家学习，也采用“名词”和“动词”这样的理论构件。但是在讲论汉语语法的时候遇到一个大问题，集中在“这本书的出版”上，其中的“出版”是动词还是名词？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汉语语法学界，至今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这又是一个关乎汉语语法体系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许多其他问题都不大好解决。 说“出版”已经由动词变为名词，这种“名词化”说法最大的问题是违背“简约原则”，即不要增加不必要的步骤和名目。吕叔湘(1979:46)说：“凡是在相同条件下，同类的词都可以这样用的，不算词类转变。”既然汉语里几乎所有的动词都可以出现在“N的V”的格式里，都可以作主宾语，那就只需将这一特性归为动词的特性，说动词变为名词完全是“多此一举”，是无端增加一个步骤。另外，按照“简约原则”，可以立一套名目就不要立两套名目。用句法成分功能来给词定类，作主宾语的是名词，作谓语的是动词，作定语的是形容词，作状语的是副词，词类和句法成分一一对应，吕叔湘(1979:46)说，那就不需要两套名目，一套就够了。“句子成分是A,B,C,D……，词类也是A，B，C，D……，岂不省事？” “简约原则”也是朱德熙(1985:74-77)以词组为本位建立汉语语法体系的出发点。他说，“评价一种理论或系统的时候，简明性跟严谨性一样，都是很重要的标准。”汉语语法的特点是。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是基本一致的，句子不过是独立的词组而已。既然如此，讲汉语语法，词组的结构和功能讲清楚了，句子的结构基本上也就清楚了。按照“简约原则”就用不着分两套名目来讲，以词组为本位，词组成分和句子成分都是一种成分，叫“句法成分”，也不需要增加什么词组入句后“熔解”为句子成分和词类转化的步骤。 “生成语法”最近提出“最简方案”，就是考虑到“简约原则”不仅是语言结构的重要原则，也是从事语言结构分析时要遵循的重要原则。(Li 1998) 总之，“简约原则”就是要操起“奥卡姆剃刀”，凡是不必要的名目和步骤都要剃掉。但是让我们为难的是，在汉语里坚持这条原则的结果会违背语法结构的“扩展条件”和“并列条件”。 三 “扩展条件”和“并列条件” 遵照“简约原则”，不能说“这本书的出版”中的“出版”已经由动词变为名词。但是，如果说它仍然是动词，那就违背了语法结构的“中心扩展条件”，简称“扩展条件”：以一个成分为中心加以扩展，扩展后的结构的语法性质跟中心成分的语法性质一致。“出版”是动词，以它为中心扩展而成的“这本书的出版”却是个名词性结构。这个问题也就是“这本书的出版”违背“向心结构”理论（施关淦1981）的问题。说“出版”仍然是动词，还违背了语法结构的“并列条件”：两个成分并列成一个结构，这两个成分的语法性质相同。汉语里“图书和出版”或“这本书和它的出版”这样的并列结构是十分常见的，名词和动词的语法性质不相同，怎么能构成一个并列结构呢？ 有人提出“向心结构”的理论（即“扩展条件”）对汉语不完全适用，“不能盲目照般”（方光焘1997:261），有人试图对“向心结构”的定义加以修正（朱德熙1985，陆丙甫1985，金立鑫1987，项梦冰1991），但是这些修正还都不能令人满意（见施关淦1988，吴长安2006)。 Lyons(1968:331)曾指出：“N和NP之间，V和VP之间都存在一种必不可少的(essential)的联系，对哪种语言都一样。……NP和VP不仅仅是帮助记忆的符号，而且是分别表示句法成分NP必定是名词性的，VP必定是动词性的，因为两者分别以N和V作为其必需的主要成分。”他接着说，如果有哪位语言学家提出诸如“NP→V+VP,NP→V,VP→T（冠词）+N”的规则，“那不仅是有悖常情的.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的。”这些话是就“扩展条件”而言的，但是也适用于“并列条件”，提出有“NP和VP”这样的并列结构也是有悖常情的，理论上站不住的。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不考虑，讲汉语语法所采用的理论构件“名词”和“动词”是不是有问题。（注：关于汉语里的形容词，我们把它看作动词的一个次类，叫“状态动词”。“这本书的出版“图书和出版”的问题在“他的谦虚”“言辞和谦虚”上同样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