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点完本期选定的篇目，不经意间发现，“回顾与展望”成为了本期的主题。我们虽然依然秉持着“引导研究、评价学术”的初衷选稿，但并没有刻意选定本期的主题。但是，时势比人强，当前新闻与传播学界和业界所面临的两大课题，仍然坚决而顽固地凸现在我们面前。 适逢改革开放30年，对于30年间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总结和分析是学人们“回顾”的主题。童兵在《改革实践与理论创新的互动——纪念中国新闻改革与新闻学研究30周年》一文里，从一个亲历者的视角，对我国新闻学理论在改革年代的发展作了全面的回顾；戴元光、陈钢、许建在《中国传播学研究学术旨趣与学术群——兼论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中，将30年的传播学研究挥为三段：前10年是对西方传播学的了解与引进，中间10年是对西方传播学的引进和吸收，近10年是在引进西方传播理论的同时关注本土传播学的理论建构与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张昆则提出了新闻传播史演进的三大规律，即共性与个性统一率、纵向和横向统一率、螺旋式演进率。这个概括虽似曾相识，但文中一些具体分析不乏启人智慧之处。 “展望”部分的主题是在新媒体技术迅速进步的刺激下产生的，它的名字叫做“媒体融合”。来自各自专业方向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媒介融合的形态及其对新闻传播过程的影响。徐沁的《媒介融合：新闻传播业的新趋势》综合了国内外学者对媒介融合的定义。许颖的《从5W模式看媒介融合的“融合”与“细分”》从拉斯韦尔的传播5W模式入手，研究了媒介融合在传播模式上的新发展。提出媒介融合的表面是“融合”，但在“汇聚”、“集中”、“整合”等“合”的方面背后，则是“分”，即融合带来的“细分”、“分散”与“分工”。与“展望”这个大主题相关的还有高钢的《谁是未来新闻的报道者？——维基技术的本质及对新闻报道的影响》，他指出，维基技术推进着公民报道时代的到来。公众对新闻传播的全程参与，将会极大地制约新闻信息传播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偏见与误差，让新闻报道更准确、更均衡、更公正、更深刻。他做出推论：新闻信息传播将因公众的参与而走向媒体与公众共同运营的时代。余红的兴趣点是“网络舆论领袖测量方法”，其《网络舆论领袖测量方法》一文提出：网络舆论领袖测量存在两个取向：一是将传统舆论领袖测量方法沿用到网络的移植取向，另一个则是根据新媒体特点而开发出来的新方法即革新取向。这部分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国学者对于新媒体形态的研究，已经开始走出一般性概念研究的阶段，正在细化和深化。 本期还十分值得关注的是，有两篇论文从不同视角，以不同语境讨论的媒介控制问题。常永新的《试论灾难报道中的政府规制问题》针对汶川地震报道中的某些“不和谐音”，探讨了“不和谐音”出现的制度原因及应对措施。单波、李加莉则在《奥威尔问题统摄下的媒介控制及其核心问题》中指出，乔姆斯基对奥威尔问题的探索，还有待在“公众逃避自由与媒介控制的关系”和“媒介话语的社会控制机制”这两个层面进一步开拓。 赵月枝女士的《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西方新闻客观性失望？——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无疑是本期的力作之一。此文以中外华语媒体和华语传播学界就西方媒体对中国西藏问题的报道的批评与抗争为切入点，以自身在北美求学及从事传播领域教学和研究的切身经历为依托，又一次指出，即使在西方，新闻客观性也不是超历史和超媒体的“普世价值”。她郑重地提出，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理念并构建我们对中国新闻传播制度的新的学术想想”。而这也许就是走过30年改革时代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所面临的最大现实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