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7)06—0052—06 山西黑砖窑事件成为2007年6月以来最热的新闻。在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里居然发现数以千计的形同奴隶的人群，令人震惊。《新民周刊》发表的特约记者杨键的文章《“黑窑奴工”十年之痛》[1]指出，他在十年前就采访和揭露过黑砖窑；除此之外，其他媒体也有过相关的报道，如央视新闻频道《社会记录》2005年7月20日播出的“寻人启事”主角陈忠明，就是举报黑砖窑而失踪的。但对于这些零碎的报道，当地政府几乎不闻不问，而媒体也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直到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5月份三赴山西才逐渐揭开了问题。 是什么原因让这类的悲剧在十年之久的时间内持续发生呢？ 信息机会主义 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王兵兵的黑砖窑，存在了四年之久。《山西晚报》引述了洪洞县当地人的话：“王斌斌[报道当时写错了字]的黑砖场开在退耕还林地带和风景名胜区，广胜寺镇土地所、工商所、派出所、林业站、环保站都负有监管责任。”[2]而事实上，王兵兵的砖窑距镇政府仅两公里，当地的矿管所和环保局等单位多次征收过罚款，但只是罚完款了事。 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看，洪洞县的政府部门奉行的是信息机会主义的策略。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1985年给机会主义行为下了这样的定义：“自我利益的狡诈追寻行为”[3]。由此，信息机会主义可以称作是为了自我利益而进行的信息筛选与加工行为。当然，这里的“机会主义”来自于经济学，对人做了“经济人”的预设，认为他们都是寻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个体。 关于政府部门中信息机会主义的分析，著名汉学家孔飞力(Alden Kuhn)在《叫魂》[4]一书中提供了一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实例。公元1768年，也就是清乾隆三十三年，在清政府范围内发生了一场巫术恐慌，盛传有妖人可以通过发辫和衣物甚至姓名盗取灵魂为自己所用，而灵魂被盗者则会死亡。传说最早在最富庶的江南出现，并沿着长江和运河往北和西面扩散。经过将近一年的折腾，最后发现没有真正的妖人，也没有真正的罪案，只有屈打成招和造谣诬赖，庸人自扰而已。 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升迁容易采取信息机会主义的策略[5]，尽量报喜不报忧。作为皇帝的乾隆则假设地方官员有轻描淡写身边的问题以避免负担责任的趋势，由此加紧追查，感受到压力的地方官员则采用了另一种类型的信息机会主义——尽量夸大自己的整治力度，因此也加强对囚徒施加酷刑，最终形成了全国性的闹剧。 可见，在政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信息机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将信息当作为自己服务的手段，而不在乎信息的准确性。当然，这需要一个前提：所提供的信息必须不容易被证伪，否则就可能涉嫌蓄意欺诈了。 在山西黑砖窑案例中，地方政府是如何实行信息机会主义策略的呢？ 在整个黑砖窑事件中，除负责黑砖窑的相关人员之外，有几种力量值得关注，一是地方政府；二是新闻媒体；三是受困劳工的家属；四是当地的居民。其中，黑砖窑的相关人员是信息机会主义的支持者，而受困劳工家属则是坚决反对者，他们的境况也相对容易理解。在剩下的三种力量中，除媒体的立场较为模糊留待下节分析外，当地政府和当地居民对信息机会主义策略的支持值得关注。 经济学中有一个与政府角色相关的理论——“规制捕获”(capture theory of regulation)，在“规制捕获”的情境下，规制者被所规制的产业所捕获，因此，制订的法律、规定、政策等保护的是被规制产业的利益，而不是公众的利益。“政府管制与其说是为了社会公益的目的，毋宁说是特殊的利益集团‘寻租’的结果，也许，在某些时候，政府管制会给一般公众带来一些有益的因素，但这并非政府管制实际的初衷，它充其量不过是管制的意外结果而已。”[6] 就黑砖窑事件中的地方政府而言，尽管没有形成对黑砖窑的制度性保护，却也提供了基本的保护。原因有如下几点：地方政府有寻求政绩的动机，在政绩衡量标准中，GDP是显性的衡量手段，而辖区内的黑砖窑对于数字的增长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对砖窑的不法行为罚款或其他处分，可以为地方政府带来更多的额外收入。此外，不打掉黑砖窑也可以避免彻底查处带来的其他社会问题，毕竟，一些黑砖窑与当地某些党政负责人有一定的联系。在这样的利益考量下，地方政府当然愿意“闷声发大财”了。 当地居民的行为助长了信息机会主义策略的实施。不过，当地居民的不举报行为其实也是一种自利行为。砖窑的农民工没有本地人，而举报成本高，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举报信息会最终到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否可以保密。事实上因为举报人身份泄露而受到报复的不在少数。 按照一般心理学的分析，众多旁观者的一员往往更不容易为困难者，甚至包括有生命危险的人提供帮助，所以经常会有人在闹市被杀害或遭侮辱而没人干涉的新闻见诸报端。对此，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埃利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通过阐述“野营同伴”这个术语做了进一步分析[7](P46—50)。他从自己的一次野营经历入手：夜色中，野营者们听到有人呼喊，但在场的素不相识的大部分人没有漠然置之，而是通过呼喊着那边竞相询问。对此，阿伦森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在他看来，野营的案例中，野营者相互之间除了有“命运相连”的感觉外，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清楚自己难逃脱这一面对面情境，如果有危险，所有人都有危险，也没有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