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3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298（2008）03-0080-05 一、引言 研究者把人类学的民族志（ethnography）方法运用到教育领域，从宏观到微观以及现实等角度，描述和解释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解决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因此，“民族志”方法在教育领域中运用被称为“教育民族志”。教育民族志方法要求研究者从研究内容本身和课题性质的需要出发，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Field Work）①，在实际场域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定向理论分析。这种方法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根据现场情况来把握研究进度，并配合适当的文献分析。 教育民族志是一个研究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研究的方法，同时也是研究成果的表达之一，它的运用可拓宽对教育现象的观察视角、丰富研究内容，特别是对于挖掘隐藏在教育现象背后的许多不可视的和不可量化的因素（诸如人的情感、人文环境等）有独特的贡献。教育民族志通过整体性地描述，直接、便捷和真实的反映研究者的研究路径和与被研究者互动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并根据长期的田野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与理论研究，撰写民族志。这对于被研究者来说是将他们习以为常的现象具体化、细致化，从而促使没有进到该研究场域的研究者及“身在其中之人”可就已形成的“教育民族志”进行反思或者进一步地研究，可以说，教育民族志使教育研究者更加贴近他们的研究对象，更加清晰地去明了什么问题真正存在？什么问题亟需解决？什么是教师或者学生最关注的？ 近年来学者们将民族志方法运用在教育研究中，然而却出现了一些概念的混淆、误解和误用。比如，对“ethnography”的误译和对其概念误解。另外还将民族志方法错误地与“质的研究”或“教育实证研究”等等同起来，各种方法没有确切的区分。就教育民族志方法来说，是从人类学领域中发展起来，它不同于被称为“自然调查法”、“个案调查法”、“现象学的方法”等研究方法，而有其自己的一套严格的田野调查的规范性要求。本文将首先澄清“ethnography”的概念，并对上述的一些方法的误用和误解等问题进行分析。 二、教育民族志 1.澄清“ethnography”的概念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ethnography”这一概念。笔者在参加评阅学生的学位论文以及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一些论文中发现，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常用“人种志”（ethnogtaphy）这一词来描述使用参与观察。比如：《人种志方法与课堂研究》（2002）[1]、《人种志研究与教师智慧的生成》（2006）[2]、《基于人种志视角的课堂观察理论与实践》（2007）[3]、《论人种志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应用优势》（2007）[4] 等近数百篇的论文都出现“人种志”这一用语，可见如此之多的教育领域中的学者对“ethnography”一词并未真正理解。 “ethnography”一词的含义是对特定民族和群体的文化、社会做出具体和准确的描述与解释。将ethnography翻译为“人种志”，这是一种误译，应译为“民族志”。“人种（race）”是生物学的用语，是对地球上现存的人类用先天的、遗传的身体上的特征（尤其是皮肤、毛发、眼睛的颜色、身高等外表具有明显的特征）进行分类时的基本标准。比如：我们通常将地球上的人分为“白种人”、“黄种人”、“黑人”等等。“ethnography”一词中的词根“ethno”源自希腊语中的“ethnos”，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表示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生活方式、归属于同一集团意识的人。“graphy”作为“志”是对一个民族和群体的描述，二者合一译为“民族志”更为准确。皮科克（Peacock）对“民族志”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民族志”是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细的、动态的、情境化的描绘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特定文化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5]。 2.教育民族志的内涵 民族志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人类学特有的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将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运用于研究教育领域中出现的问题，则产生了“教育民族志”，其核心是“田野调查”。“教育民族志”就它自身的属性来说，是一种以参与观察和整体性研究为主要特征的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它属于教育人类学的方法之一。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艾迪（Eddy,E.）、奇尔科特（Chilcott,J.）、米德（Mead,M.）、斯宾德勒（Spindler,G.D.）等人开始把民族志方法运用到以学校为单位的研究中，他们把这种方法称之为“教育民族志”、“教育研究的民族志方法”、“教育研究的民族志技术”等。此后美国学界大力提倡教育研究领域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教育问题。在这之中，威尔逊（Wilson,S.）和勒孔特（LeCompte,M.D.）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1977年，威尔逊发表了《教育研究中民族志技术的应用》（The Use of Ethnographic Technique in Educational Research）一文，文中威尔逊系统阐述了民族志方法论对教育研究可能作出的贡献[6]。这篇学术论文在教育人类学研究领域引起较大反响。随后1978年，勒孔特发表了《学会田野调查：课堂中的隐性课程》（Learning to Work: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the Classroom）一文，采用民族志方法，试图从微观研究的角度建立学校和班级生活研究新的领域[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