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08）05－0044－03 进行教师社会经济地位测评研究，对于合理地评价教师整体的职业地位和教师职业群体内部的分化和整合情况，澄清对教师评价不一、认识差别较大的状况和判断误区，推动政府改进与完善教师政策，进一步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促进教育事业更好地发展，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以社会分层理论为依据，就教师社会经济地位测评所应关注的几个问题予以分析。 一、教师社会经济地位测评的理论依据 社会分层理论的核心是建立社会分层的标准。自19世纪以来，包括马克思、韦伯、布迪厄等在内的许多社会学家，依据各自对社会层化现象的理解，提出了许多社会分层主张，其中对当代社会分层影响较大的是韦伯的多元分层模式。在韦伯看来，社会分层并非只与阶级有关，其形成还涉及另外两个方面，即地位和政党，他将阶级（class）、地位群体（status groups）和党派（parties）作为社会分层的三个维度，以此构建了社会分层的基本框架。韦伯认为权力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分层领域，阶级、地位群体和党派都是“一个共同体（Community）内权力分配”的现象[1]。在韦伯看来，“阶级”的真正故土在“经济制度”里，“等级”的真正故土则在“社会制度”里，即在“荣誉”分配的领域里，而“政党”的故土原则上在“权力领域”里[2]。韦伯借鉴马克思的社会分层主张，将产权作为确立阶级的首要基础，他注意到个人财产的差异能够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因此将财产作为划分阶级的一个指标，并将其作为进行社会分层的第一个要素。与马克思的阶级分层理论不同，韦伯构建了多元化的分层体系。后来，许多研究者对韦伯的分层理论进行了简化处理，将社会分层的标准概括为财富（经济标准）、声望（社会标准）和权力（政治标准）等三个方面。自韦伯之后的较长时期以来，社会分层研究一直是引发许多学者研究兴趣的“热点”问题之一，一些学者对韦伯主义理论作了进一步的修正、改进和完善。 国内学者则在借鉴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多元分层理论等国外社会分层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历史传统和社会变迁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社会分层主张。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陆学艺的层化论、李强的利益群体范式论和孙立平的断裂论等，对进一步研究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指导作用。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社会分层的研究，虽然他们对社会分层的划分标准观点不同，但以下“共识”却是共同坚持的： 其一，社会地位的获得与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有着直接的关联。这是社会分层理论所共同坚持的基本假设。 其二，在寻找导致社会不平等以及影响社会成员地位的因素时，权力、财富、受教育程度、声望、消费方式等，多被作为社会层化的重要因素，由此形成了社会分层研究的逻辑分析框架和诸如阶级、财富、权力、职业、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社会变迁、分化、社会流动等一系列研究社会地位的重要概念工具。 其三，从国内外社会学家的观点来看，虽然其确立的分层依据不尽相同，但都把经济因素作为社会分层的首要依据。经济指标已成为当代社会分层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 其四，社会分层与特定的社会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事实上，无论是冲突论和功能论之间，还是冲突论、功能论各自内部之间的争论，均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分层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二、关于教师社会经济地位评价标准的构建 如上所述，社会分层理论对于教师社会经济地位评价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可以直接参照的理论假设、基本的逻辑分析框架和概念工具。当然，社会分层理论并不是万能的。由于社会分层理论侧重于对社会系统中社会结构的建构情况和社会整体的分化、整合情况做出解释和判断，因此，大部分社会分层研究专注于分层标准与社会变迁机制的讨论，重宏观结构性分析而忽视微观层面的分析。这样的研究目的和视角所产生的研究现象是，当代许多社会分层研究者将“职业”作为划分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准。其基本假设是职业与收入、权力、声望等有密切的联系，职业对人们的社会地位有直接的影响。这种理解比较符合当代社会运行的特点，但社会分层研究仅止于描述阶层间的差异，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描述阶层间的差异，对社会成层、流动和不平等情况做出解释。职业分层研究则在关注职业间差异的同时，更加注重研究职业间差异的合理性、职业差异形成的原因以及职业内部的分化和整合等中观和微观领域的问题。一般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的局限，正是职业地位研究所关注的重点，也是研究教师社会经济地位时需要突破的难点。 （一）关于教师社会经济地位测评标准的构建 教师社会经济地位测评标准构建的实质是建立教师社会经济地位评价指标体系。依据社会分层理论，教师社会经济地位是教师职业群体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位置和处境，是一个集合概念，涉及到权力、资格、待遇、资源占有和声望等内容。因此，构建教师社会经济地位指标除了参照社会分层的分析框架和一般指标外，还应考虑作为从事专门职业的教师群体所应具有的专业地位等指标。教师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经济地位和专业地位等，共同表征着教师职业群体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使用情况，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相对独立性，较少出现交叉和重叠问题，因此，反映教师社会经济地位的客观性指标，也应当由教师政治地位指标、法律地位指标、经济地位指标和专业地位指标等构成。当然，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仅仅用客观指标作为评价教师地位的依据，难以“精确”地反映教师社会地位的全部。为了弥补这种不足，还需要采取一些辅助办法作为必要的补充。如，选择职业声望这一综合性、主观性的评价指标，与上述客观性指标互补和衔接；选择教师流动作为重要的附加指标，通过教师流动状况来推断教师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情况和内部差异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