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陶行知将其32篇教育论著编辑出版，定名为《中国教育改造》。陶行知是以教育改革者自命的，在不足30年的教育生涯中，他始终做着一件事情，这就是改造中国的教育。他是一位思想者，更是一位实践家。他用最通俗的语言和文字阐述他思想的成果，用最坚韧的毅力不懈地进行教育改革的试验。他重视总结自己的教育改革经验，并通过文字的形式将其宣传出去，但他反对“纸上的教育改造”，认为只有将心捧出来，“才能实现真正的改造”。[1]本文试图循着陶行知教育改革的实践踪迹，探寻其实施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以期对他在我国现代教育发展中的贡献有更明确的认识。 一、平民主义的教育改革目的 实施教育改革必须有明确的教育目的，针对广大民众被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的情形，陶行知始终坚持教育要面向广大民众的方向。在陶行知的教育生涯中，实施教育改革的主题有过几次变化，其基本脉络是：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民主教育。但其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是使广大民众得到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思想既有家庭出身的因素，又有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陶行知出身在安徽农村，对农民的贫苦生活和受教育状况有深刻的感受。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时，他在毕业论文中就对民众教育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他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他要求行政当局重视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并对他们“施以相当之教育，而养成其为国家主人翁之资格”。[2]可见，这时的陶行知便已将民众教育与国家的命运前途联系在一起了。1917年留美回国时，他即已立志“要使全国人都受到教育”。[3]他说他是一个中国的平民，国外的学校生活虽然有许多益处，但“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他说他回国的决心就如同是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4]1919年3月，陶行知撰文介绍杜威教育学说时指出：“杜威先生素来所主张的，是要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试验主义做教育方法。”他要求研究杜威教育学说的人必读杜威的四本书，第一本便是《平民主义的教育》。同月，陶行知又撰文介绍德国一次大战后教育上的变革。他认为，打破军国民主义和阶级制教育是德国教育上的进步，主张中国摒弃军国民主义和阶级制教育，而“培植那平民主义的教育”。[5]1923年6月，为推动平民教育的发展，陶行知与朱其慧、晏阳初等人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筹备会，并于是年8月组织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全国的平民教育活动遂蓬勃发展起来。1924年，陶行知撰《平民教育概论》，对平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作了初步总结。他说：“我们要认清平民教育的宗旨，不但要使平民能认一千字，可以看报、记账、写信，而且要使平民略具民主国家必须的知识而可做个中华民国的国民，爱护中华民国。”[6] 陶行知之从事乡村教育是其平民教育活动的自然延伸，他说：“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7]1925年，陶行知实施教育改革的目光逐步转向乡村教育。他认为，要想改变中国乡村的落后状况必须从改造落后的乡村教育入手。次年，陶行知发起召开教育改进社特约乡村教师研究会，并宣读了《我们的信条》。这个“信条”实际上是确立新教育观念的宣言书。“信条”说：“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要向着农民‘烧心香’。”[8]陶行知主张“为中国一百万个乡村创造一个新生命。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9]1927年3月，在陶行知等人的努力下，教育改进社设立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陶行知为该校制订了全新的教育教学模式。陶行知倾心于乡村教育改造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他说：“我们是为着一个共同的使命来的，这使命便是教导乡下阿斗做中华民国的主人。”[10] 上世纪30年代，陶行知开始关注儿童教育和普及教育的问题。他说：“我们所要普及的，不是少爷教育，不是小姐教育，不是政客教育，不是书呆子教育。我们所要普及的是：自动工学团。”他用“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团体的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来解释工学团的涵义。[11]陶行知所要普及的是针对民众的教育。他说：“认定中国是个穷国，必得用穷的方法去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菜淡饭的教育，不用浪费的方法去普及穷人所不需要的少爷、小姐、书呆子的教育。”为实现这个目标，陶行知主张发挥在校小学生的作用，让他们担任“小先生”，负起“即知即传人”的使命。陶行知普及教育主张的目的，是要民众在学到一定文化知识的同时，受到国民责任与义务的教育。1936年，面对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陶行知曾指出：“民族之命非‘小众’所能救。国难教育的任务，在唤醒大众组织起来救国。教育大众是当前的国难教育之第一件大事。”[12] 抗战胜利前后，陶行知将其主要精力用在了民主教育的实现上，他设计了《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并提出了两种民主观：旧民主，是少数资产阶级作主；新民主，是人民大众作主，为人民大众服务。他提出了“文化为公”、“教育为公”的观念，强调男女应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无论贫富也应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无论老少也应该受教育。他特别提出，受教育机会被剥夺最多的是农工及其子弟，“民主教育是要力求农工劳苦阶级有机会受教育”。1945年11月，陶行知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民主教育思想说：“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他还从10个方面论述了实施民主教育应注意的问题。[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