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60(2008)01-0001-09 书院精神是书院教育在长期发展历程中不断积淀和凝炼而成的优良传统的结晶，书院办学传统的灵魂。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变革，书院制度的存废，书院办学型制的变异，时有发生，而书院精神却是永存的，自然成为中华民族教育遗产宝库中的珍贵财富。每当酝酿或推行新的教育变革时，人们往往会打开教育历史遗产宝库，获取智慧，寻求启迪和借鉴，并将前人的智慧和经验，运用于教育变革的实践中，在运用中进一步丰富和创新，而这进一步的丰富和创新，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又逐渐沉淀和生成新的历史优秀传统。书院精神久为人们关注，并在历次教育变革中得到传承和创新，丰富了内涵，增加了生命活力。 书院始于唐玄宗所建丽正书院、集贤书院，初非士子肄业之所，仅为官府修书之地。①官府修书、藏书，自汉魏以来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并设立了秘书监、文德殿、文林馆、麒麟阁等诸如此类的专门机构。到了唐玄宗时，其所建丽正、集贤书院较前代职能扩大了许多，增添侍读、侍讲、咨询、顾问等职能，通过“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以质经史之疑义”而“备顾问应对”；发现“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上奏请求征集，“其有筹措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而考其学术而申表之。”②这样，丽正、集贤书院已初步具备了特有的教育功能，成为宫廷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搜集、收藏、校理、研读经史典籍，启发和推动了社会上一批读书士子读书自学、授徒讲学的新思路和新途径。 唐末五代，“干戈兴，学校废，礼义衰，风俗坏”，“天地闭，贤人隐”，士人多隐居山林乡野，创学馆，建书堂，潜心自修，并延四方之士。③元代学者欧阳玄在《贞文书院志》中称：“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④聚集图书，自修研读，授徒讲学，成为初创时书院精神的基本内涵。至宋初形成的四大书院进一步发展、充实了这种精神。 北宋三次兴学，重在加强官学教育。虽说一时成就可观，然又均以失败告终，学校徒具形式，而乏教育实绩。“奔竞之风胜，而忠信之俗微”，“工雕篆之文，无进修之志”，“视庠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具文。”⑤造成了“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闻之以德行道艺之实”的局面，⑥而“州郡之学，往往多就废坏，士子游学，非图啜餔以给朝夕，则假衣冠以诳流俗。而乡里之自好者，过其门而不入。为教授者，则自以为冷宫，而不事事。自一郡观之，若未甚害也，举天下皆然，则实关事体也。”⑦至南宋，官学之弊，日甚一日。复兴书院，为官学教育补偏救弊，成为朝野的共识。 南宋书院的勃兴发轫于朱熹于淳熙六年(1179年)复兴白鹿洞书院，又于绍熙五年(1194年)复兴岳麓书院。两大著名书院的复兴，直接推动了书院的发展。各地争相仿效，纷纷创立书院，延聘名师，聚徒讲学，蔚然成风，渐呈鼎盛之势。南宋理宗一朝兴建书院300余所，占南宋书院总数的50％以上，超过北宋书院一倍多。南宋书院不仅数量大增，而且规模扩大，更重要的是制度进一步完善，教学活动的内容、方式进一步丰富充实，教育功能和社会影响进一步拓展。 朱熹无疑是南宋书院勃兴的功臣。朱熹亲手拟订了《白鹿洞书院揭示》(也称《白鹿洞书院教条》)、《白鹿洞书院学规》)，从办学宗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方式，以及教师的选聘，学生的来源和条件，经费的筹集和组织管理，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书院的设施逐步完备。一般书院多由祭祀设施、讲堂、藏书楼、斋舍和生活设施五部分组成，书院的功能进一步拓展，藏书、祭祀和讲学三大功能充分发挥。书院的讲学独具特色，最富创新。讲学人可慕名聘请，不同学派可以互相交流、论辩。而听讲者不限本院师生，外地或院外士子也可前来听讲，还可当面“质疑问难”。学生也可登堂讲论。朱熹诚邀陆九渊到白鹿洞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熹应邀赴岳麓书院同张栻会讲；朱熹的得意弟子黄榦在白鹿洞讲“乾坤二卦”；陆九渊在槐堂讲学时，先令弟子邓约礼代讲，在应天山精舍讲学时，还令从邓约礼学习的傅子云代讲。学生的成绩评定以读书日志、听讲心得，为人处事等综合核定。 南宋书院在继承唐末五代和北宋书院藏书、自修、授徒的基础上，有了极大的发展和创新。名师讲学，学派间公开论辩，师生间平等质疑问难，教学与研究结合，培养人才与发展学术统一，以进德修身为重，德行道艺兼求，书院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和鲜明。 明继宋元之后，尊崇程朱理学，程朱理学被推上正统官学地位。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出现了支离繁琐、僵化呆滞、空疏无实，缺乏生气，毫无生气的弊病，且日甚一日。明中叶，王阳明倡导“心学”，以“知行合一”之说、“致良知”之论相标榜，颇有耳目一新之奇效，“四方学者辐辏”，“云集听讲”。“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⑧“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州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⑨据统计：明代共建书院1600余所。正德之前140年所建约500所，正德之后不足140年间，所建达1100余所，正德、嘉靖两朝60年，所建634所，占总数的40％。江西书院265所，浙江书院173所，广东(含海南)149所，三省之和近600所，几占全国书院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明代书院的一大特点是盛行会讲制度。王阳明认为：为学不可离群索居，不可一曝十寒，不可独学无友。固守一地，专从一师，难以长进。聚会讲习，师友相观而善，取长补短，从而诱掖奖励、砥砺切磋，“使道德仁义之习日亲日近，则世利纷华之染亦日远日疏”。⑩书院讲会有完备的规约，所谓“凡学必有约，凡会必有规“。《学约》、《会约》、《会规》明晰而详密。讲会是书院的主要活动内容，是教学的主要方式，其突出特点是：提倡敢于怀疑，注重独立思考，强调平等论学，求同存异，兼容宽量，反对株守门户，以己见强加于人，发扬豪杰之气、侠义之风，更明显地倡导主动、自觉、进取、求异的学风，为学术论争增添了生气和活力。在传承书院讲会优良传统中，鼓励创新，使书院精神为之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