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本位兑换、双重汇率与中国经济:1870-1900

作 者:

作者简介:
管汉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guanhh@pku.edu.cn。

原文出处:
经济研究

内容提要:

19世纪70年代以后,当世界上多数国家纷纷放弃金银复本位而采用金本位时,中国仍然是银铜复本位制度。与金银复本位两种本位货币之间有固定兑换比价不同,中国银铜复本位两种本位货币的兑换比价是浮动的,由此造成了对外是金银汇率,对内是银铜(钱)汇率的双重汇率。双重汇率导致了汇率贬值一倍时贸易却由顺差变为逆差,实际外债和赔款的增加加重了财政负担,制钱成本上升带来的物价上涨又加剧了中下层民众的贫困化。本文在郑友揆(1991)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货币理论的新进展和新的历史资料,分析1870年到1900年双重汇率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以金银复本位为参照探讨中国银铜复本位制度的内在缺陷。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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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L Classification:F129,F752,F829

      一、引言

      中国货币制度演变的历史与西方国家有着很大差别,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货币制度沿着金银复本位到金本位,再到不兑现纸币本位的路径演变①,中国则是从银铜复本位到银本位,再到纸币本位。从清初到20世纪初期,中国的货币制度是银铜复本位,1910年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规定以银元为国币,此后进入银本位时期,一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货币改革,放弃银本位,实行法币本位(彭凯翔,2006)。在这漫长的近3个世纪时间里,中国都以白银或者白银和铜钱作为主要货币,但由于本国白银产量低,主要依赖进口,经济周期很容易受世界贵金属产量和世界经济景气周期的影响,历史上多次发生货币危机。例如清代康熙年间由于实行海禁,外来白银流入减少导致了17世纪的货币危机(Glahn,1996),此外还有20世纪30年代美国实行白银收购政策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引起的货币危机(Friedman,1992;管汉晖,2007a),这场危机使中国最终放弃了银本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从清初到20世纪初的银铜复本位制度是世界货币史上独特的体系②,它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它在19世纪上半期造成的货币危机导致了长达40年的经济萧条,经济萧条引起社会危机,进而又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彭泽益,1961;林满红,1991,1993,1994),18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太平盛世”由此而终结(Lin,2006)。

      本文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货币体制普遍从金银复本位转向金本位的大背景下考察银铜复本位对19世纪最后30年中国经济的影响。1870年后,从德国开始,主要西方国家纷纷放弃金银复本位,转而采用金本位③,而中国仍然是银铜复本位货币制度,中国这种银铜复本位制度与西方金银复本位一个很大的不同是,金银复本位两种本位货币之间有固定的兑换比价,而中国银铜复本位两种本位货币之间的兑换比价是浮动的,由此造成了对外是金银汇率,对内是银铜(钱)汇率的双重汇率体系。双重汇率导致了对外汇率贬值时贸易却由顺差变为逆差,汇率贬值导致实际外债和赔款负担增加,恶化了财政收支,制钱成本上升带来的物价上涨还加剧了中下层民众的贫困化。由此可见,双重汇率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也损害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民众的利益。

      双重汇率导致的汇率贬值时贸易由顺差变为逆差这一贸易史上的奇特现象曾使上个世纪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如Remer(1926)等深感困惑,前辈经济史学家郑友揆在20世纪80年代对这一现象进行过初步解释。本文在郑友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货币理论的新进展和新的史料,分析双重汇率对1870年至1900年中国经济的影响④,并以西方国家历史上广泛实行的金银复本位为参照,对银铜复本位这一中国独特的货币制度进行评价。本文以下的内容这样安排,第二节研究银铜复本位怎样导致双重汇率,以及双重汇率的主要决定因素;第三节探讨双重汇率对贸易的影响;第四节研究双重汇率对财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第五节结合复本位货币理论,探讨中国银铜复本位货币制度的内在缺陷;第六节是本文的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性评论。

      二、银铜复本位与双重汇率的决定

      在中国货币史上,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实行的是白银与铜钱(制钱)的复本位制,银两与制钱并用,各自有不同的使用范围,银两主要在大城市特别是通商口岸使用,广大的内地和中小城市则使用制钱。一般来说,县以下征收赋税使用制钱,向中央政府缴纳则用白银,官员俸禄、各种批发交易、对外贸易、田产买卖都用银,民间的其他交易活动及商品零售则用制钱。根据清末文人包世臣的说法,“小民计工受值皆以钱,而商贾转输及货则以银;其卖于市也,又科银以定钱数”⑤。直到19世纪90年代左右,民间的收支都以制钱作标准,90年代以后,银元的流通量有所增加,到1900年为止,白银在中国的总值在5亿元左右,但窖藏的白银所占比重很大,并且其使用主要是在大城市的批发交易上。制钱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比白银大,其价值折算成白银在6亿元以上,并且由于是全国使用的交易工具,流通速度快,所以从通货数量上说,制钱仍然占据很大比重,截止到1900年,制钱仍是中国大多数地区使用的主要货币(杨端六,1962;郑友揆,1991)。

      虽然大多数中国货币史学家将这种白银与铜钱并行的货币体制称为复本位制,但这种货币制度与西方国家历史上曾广泛实行的金银复本位有着很大差别。二者最大的不同是,金银复本位两种本位货币的兑换比价是固定的,其固定比价由铸币时两种货币的贵金属含量决定。中国的银铜复本位政府并不铸造银币,只是铸造铜币,因而没有严格的铸造比价,两种本位货币的兑换比价是浮动的,其相对价格由居民的偏好、两种金属的相对供给,以及两种金属在商品和货币之间用途的替代而决定。

      对1870-1900年间的中国贸易来说,在这种白银和铜钱并行的复本位制度之下,不论是以银标价的进口商品运到内地销售,或是以钱计价的出口商品转运到通商口岸,都必须经过银钱转换的手续。由此可见,在这30年间,中国的贸易实际上存在着双重汇率,对外是金银汇率,对内则是银钱汇率。就出口来说,制钱不仅是收购出口商品的交易手段,也是计算出口贸易成本的标准。进口贸易也面临双重汇率问题,进口的外国商品,对外国用黄金或者以金银汇率转换的白银支付,内地向上海等通商口岸批发购买也是用银支付,但向内地零售时则必须按照制钱定价(郑友揆,1991)。

      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是一个接近于自由贸易的国家,由于受到不平等条约的限制,政府除了对进出口征收不到5%的关税之外,对贸易很少有其他限制措施,直到1933年中国才实现关税自主(莱特,1963;管汉晖,2007b),因此,1870-1900年间中国双重汇率的决定同当时世界货币体制由金银复本位向金本位转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概括说来,对外汇率主要由世界金银相对价格决定,对内汇率则由银铜的相对价格决定,由于1870年后中国铸造铜币所需的原料也主要来自进口,因此,对内汇率又和对外汇率导致的以白银衡量的进口铜价之间有很强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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