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灾荒与贸易(1867-1931年)

——以天津口岸为中心

作 者:

作者简介:
佳宏伟,厦门大学历史系讲师。厦门,361005。hongwei-xm@163.com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希望着眼于具体的实践过程,关注未曾被表达的实践逻辑,转换分析视角,以天津口岸为中心,选取区域分析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验证区域结构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重要性,以及开埠之后口岸贸易的本土发展逻辑。文章认为,灾害作为区域结构变动中的主要因素之一,直接影响着贸易结构和趋势的演变。长期以来,关于口岸贸易与区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大多强调口岸贸易在塑造区域社会中的重要性,然而通过分析区域灾害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系,可知这种联系并非单向的。灾害作为区域结构变动中的重要因素之一,集中体现了区域社会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作用力。“冲击—回应”、“帝国主义”、“传统与现代”等分析范式赋予西方如此大的作用力,而对于区域结构的作用力则估计不足,显然有待于进一步深刻反思。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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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口岸贸易作为探讨外来影响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海内外学者曾使用“冲击—回应”、“传统与现代”、“帝国主义”等分析范式讨论过这一问题;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和施坚雅的“区域市场理论”提出之后,“内部取向”和“区域研究”又成为其主要视界。毋庸置疑,以上不同的研究取向,从纯粹贸易史的角度讲,展示了19世纪以来中西贸易发展的多元图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冲击—回应”、“帝国主义”、“传统与近代”等分析范式基本上都侧重于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同外界的经济接触以及这种接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外来影响作为着眼点来探讨口岸贸易的发展问题,其歧异无非是对于这种影响力的价值评判。①关于内部取向的分析,目前研究则主要专注于寻找开埠之前中国的内在发展动力,对于在西方力量介入之后的内在演进逻辑及其影响力却缺乏必要的关注。②区域性分析,由于通商口岸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脱离中国本土社会的、西方冲击的产物,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通商口岸的经济贸易亦被认为是一种同外部市场的联系而不是与其腹地的联系。施坚雅借鉴“中心地理论”,提出一体化的市场层级结构之后,口岸贸易通过层级的交易方式被纳入到了一个大的区域市场体系结构之中。但是,目前的这些研究更多地是把区域作为地理背景因素或者被动主体,侧重于考察口岸贸易在塑造区域市场体系中的重要性,对于区域自身在口岸贸易演变过程中的可塑性却缺乏必要分析。③即使是目前国内兴起的“港口—腹地”研究,虽然试图把港口贸易置于区域腹地变迁的大背景下,但是遵循的依然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湾地区口岸贸易的研究思路,以西方的冲击力为切入点,只是把“冲击—回应”模式推向了腹地。④同是贸易口岸,在同样面对所谓“西方冲击”时为什么会产生不同反应?同为贸易口岸,不同口岸为什么会呈现差异性很强的贸易趋势?其出口与进口的结构性差别为什么如此之大?至今,这些根本性问题依然争论不休,未能取得合理解释。很显然,口岸贸易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亦表明任何一种解释逻辑仅仅适用于某些问题,而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因此,转换视野,开展多角度的分析,对于充分认识口岸贸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就显得尤为必要。基于此,本文希望着眼于具体的实践过程,避免理念化范式建构的误导,关注未曾被表达的实践逻辑,以天津为中心,选取区域分析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验证区域结构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重要性以及开埠之后口岸贸易的本土发展逻辑,丰富有关口岸贸易的认知,进而反思关于外来影响与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⑤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二、统计分析

      从严格意义上讲,考察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之间的相关性,应该进行相关系数的回归函数分析,但是目前所掌握资料基本上是一种描述性资料。因此,以下分析更多是一种趋势分析。

      (一)灾害统计

      根据经济地理学的解释,腹地是指港口城市所依赖于提供出口物资和销售进口商品的背后内陆地区。因此,对于天津区域腹地的界定和划分,最佳选择是根据货物销售地和来源地的贸易资料进行复原。但是,目前缺乏完整系统的相关资料,故而对于区域腹地范围似不可能有一个精确界定。不过,根据凭子口单和三联单输入和输出的内地贸易统计可知,天津贸易腹地涉及直隶、山西、河南、山东、甘肃、内蒙古、吉林等广阔地区。但是,不同地区对于天津贸易的意义并不完全一样,根据各自所占的贸易比重,可以分为若干不同的层次,直隶、山西在进出口贸易或市场网络中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区域,占据天津进出口货物量的60%以上;河南、山东、内蒙、甘肃相对于直隶、山西,对于天津贸易的意义已是明显弱化的区域;陕西、青海、新疆、吉林、奉天主要局限于某一类大宗商品,对于天津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最小。因而,为便于分析,且考虑区域环境特点和天津贸易腹地的重要性,本文所考察的灾害区域主要围绕着天津的主要贸易腹地,即直隶、山西、河南北部以及鲁西北等华北主体,并根据《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⑥中整理的旱涝等级资料,将涉及这一地区16个站点的旱涝等级数相加求其平均值并进行加权计算,其中1级仍为涝年、2级为偏涝年、3级为正常年、4级为偏旱年、5级为旱年,以便反映这一地区旱涝变化的总体趋势(见表1和图1)⑦:

      表1 1867-1930年大同、太原、临汾等华北16个站点旱涝平均等级资料

      年代相加值

      平均值 加权值 年代相加值 平均值 加权值 年代 相加值 平均值 加权值 年代 相加值 平均值 加权值

      1867 58 3.6 4 1883 28 1.8 2 18996444 191546 2.93

      1868 33 2.1 2 1884 42 2.6 3 1900734.6 5 191655 3.43

      1869 43 2.7 3 1885 40 2.5 3 1901432.7 3 191729 1.82

      1870 51 3.2 3 1886 37 2.3 2 1902613.8 4 191842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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