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笔记小说的史学价值，堪与出土文书、石刻碑志相提并论。1920年代，鲁迅先生对小说史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的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实际上也是以笔记小说证史的经典之作，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大量使用了笔记小说中的材料。这些研究促使史学界重新审视笔记小说及其史学价值。 隋唐五代是笔记小说取得重大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时期。笔记小说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隋唐五代尤其是唐代社会经济变化的历史信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在关注出土文书和石刻碑志的同时，也逐渐开始重视对笔记小说中史料的发掘、整理，以及对笔记小说本身的研究。隋唐五代小说的研究在20世纪取得了重要成就，《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系列丛书中《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十六章从文学史的角度对此做了全面的回顾和展望。与文学史领域的研究相比，史学领域相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却尚嫌不足。 据笔者粗略统计，1980年至2005年，国内以隋唐五代笔记小说为主要史料或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论著近30部，论文300余篇。这些研究论著对唐代社会经济问题多少都有涉及，或是较为系统地论述，或是只言片语却有十分精辟的经济与社会背景分析。当前，中古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发展(或姑且称之为“唐宋变革”)是中古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必然需要继续拓展思维和史料范围，笔记小说的价值尤为凸现。因此非常有必要将1980年以来从笔记小说分析唐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和梳理。 要说明一点，大部分学者都已经不同程度地将笔记小说作为其研究的材料，本文要加以总结和梳理的是专门以笔记小说的角度入手(或者说以其为核心材料)的研究成果。 程国赋以“文学——文化”研究作为立足点与出发点，但在其对唐五代小说文化内涵进行阐释时也结合笔记小说中的相关记载分析当时的经济状况，这集中体现于他的著作《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中的第六章“唐五代小说创作与商品经济”。作者对巨商、善于经营的商人、正派商人、胡商等各种商人在小说中的记载和形象都进行了分析研究。此外，他还分析了商业观念对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城市化进程与小说创作风格的通俗化等问题。作者充分吸收了近年来史学界和文学界的研究成果，但有些论述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背景发掘不够深刻。由于笔记小说基本是以记人记事为主，数字材料非常罕见，因此，20多年来以笔记小说研究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的成果中，最主要的还是对商人群体以及城市经济与社会的考察。 一、商人群体 唐代的商人群体是唐五代笔记小说中描写较多的人群，因此也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一个人群。 学者们主要关注了这样一些问题。其一，小说中人物的工商业者身份认定问题。戚玉成的《荒诞中的真实人生——读唐传奇〈李章武传〉》(《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认为，从小说中提到“废业即农”来看，女主人公王氏一定是城市小工商经营者(市民阶层)。其二，商人与其他人群的关系。罗立群的《论唐代武侠小说》(《临沂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通过对唐代武侠小说的细致分析，认为唐代商业经济发展使得侠与商在物质利益上相互依存，这是唐代侠风盛行的一个原因。惜未见再有学者对二者经济上的交往做更为深入的分析。 胡商是《太平广记》等笔记小说中经常能见到的人物，学者们对胡商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如薛平拴的《论唐代的胡商》(《唐都学刊》1994年第4期)，因它们不是专以笔记小说为角度，在此不赘述。韩瑜的《从唐小说中的胡商看唐代中外文化交流》(《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将唐代胡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比较全面地研究了来华胡商的地理分布、胡商与唐代城市商业机制、胡商与“飞钱”、胡商的经营内容、胡商的命运以及胡商给唐代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该文对以往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推进。葛承雍的《崔莺莺与唐蒲州粟特移民踪迹》(《中国历史与文物》2002年第5期)继续陈寅恪先生“以小说证史”的思路补充新证，认为蒲州乾和葡萄酒的“乾和”二字是突厥语“盛酒皮囊”的译音，证明蒲州有胡人酿葡萄酒业的存在，文中还指出唐初蒲州地区就有酒家胡，相邻的绛州王绩写有题壁酒家胡诗即为明证。此文发表后，宁强一发表了《崔莺莺：妓女？外国人？》(《光明日报》2003年6月25日B2版)提出了质疑。但笔记小说记载的唐代胡商的经济活动反映了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中外经济交流的扩大，这一点当不容置疑。笔记小说中对典型商人的记载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宁欣的《论唐代长安另类商人与市场发育——以〈窦乂传〉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4期)从窦乂入市与政治世家、经营内容、经营方式与市场发育等方面解读《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三《窦乂传》，从而探讨了围绕城市生活服务展开经营领域的所谓“另类”商人，并指出这些“另类”商人是研究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必须关注的群体。 二、城市经济与社会 唐代的笔记小说大多是以都市为创作背景的，很多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程国赋对此进行了统计，《唐人小说》所收的68篇唐人小说中有相当部分的作品以都市作为创作背景，其中又以长安为故事发生地点的小说最多(《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第208页)。赵振祥《论唐代商业经济对文学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也注意到唐传奇的故事多发生在长安、洛阳、扬州、蒲州等繁盛的商业城市。因此笔记小说是研究唐代都市社会经济变化的重要资料。妹尾达彦的《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09—553页)，通过对传奇小说《李娃传》的分析，具体揭示长安城市结构的变化，同时兼顾分析当时长安的庶民文化。作者对《李娃传》的情节作了考辨，具体验证了唐代后半期长安地区地域分化的真实情况，他还分析了该故事中天门街竞歌等情节，指出《李娃传》的故事原型就是在唐代以后大众艺术的普及与渗透中形成的。宁欣的《由唐入宋都市人口结构及外来、流动人口变化浅论——从<北里志>和〈东京梦华录〉谈起》(《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夏之卷)一文从《北里志》和《东京梦华录》所描述的唐长安和北宋东京娼妓业及其变化谈起，探讨了流动人口与唐宋城市面貌变化的关系。这是利用小说中的资料具体分析一个特定的人群，并从经济——社会史角度来研究唐宋都城的较有价值的一篇文章。而法国学者雷威安在《唐人“小说”》(《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唐传奇资料证明当时已有职业的说书人。这些都说明笔记小说提供了有关中古时代城市中一些特殊群体的丰富资料，我们完全可以继续深入挖掘中古时代城市的人口流动以及不同群体在城市中的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