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8580(2008)03-0018-04 两淮岁课在全国课税收入当中的比例问题，直接关系到人们如何看待两淮盐区的重要性。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清代两淮岁课在全国课税收入当中的确占有比较大的比重，但该比重具体大到什么程度，迄今为止人们对此并没有明确的量化统计，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在通过合理的量化统计后发现，所谓“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其实是很不确切的，其中带有相当的夸张成分。 一、清代两淮盐利之巨与两淮盐业的重要性 两淮地区，东临黄海，西连运河，南北广袤数百里，盐场二三十处①，皆可煮海为盐，造价低廉而产量极丰，且水网交错，航行便利，广销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因此，自古以来，两淮就是全国产量最大、销路最广盐区。同时，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借以立国的“财赋之源”[1]。 有关两淮盐利的重要性最早见诸史册者为西汉时代。据《史记》载：西汉惠帝、吕后时期(公元前194-前180年)，建都于广陵(今扬州)的吴王濞因得地利，有铜山，滨东海(即两淮盐区所在地)，为了壮大其自身力量，于是乃“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致“无赋于民”而“国用富饶”[2](卷106.吴王濞传)。此两淮盐利见于史册之始。类似的记载在光绪年间重修的《安徽通志》当中也能找到：“汉吴王濞煮海水为盐，国用富饶，此两淮盐利之始”[3]。唐宋以降，两淮盐利之巨，更是居天下赋税之半②。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天下之赋，盐利其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4]。《宋史·食货志》也曰：“唐乾元初，第五琦为盐铁使，变盐法，刘宴代之，当时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元祐间，淮盐与解池等，岁六百万缗，此唐举天下之赋，已三分之二。绍兴末年以来，泰州海陵一监，支盐三十余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则是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矣”[5](卷182.食货志)。明代，两淮盐利在唐宋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发展，据《明会典》载：“淮盐居天下之半”③。 清代两淮盐业更是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此时，“两淮场之广，草之丰，卤之厚，皆甲天下”[6]135。另据《两淮盐法志》载：“天下六运司，惟两淮惟雄。……商灶渊薮，盐利甲东南之富，我国家国用所需，边饷所赖，半出于兹”[7](卷54.杂志三·碑刻上)。两淮盐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两淮盐业的好坏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有着重大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为：两淮盐业不仅承担了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大多数民众的食盐重任，而且还为国家提供了巨额的课税，尤其在课税方面，两淮盐课可谓对国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清政府的税收来源主要包括三大块，即田赋、盐税和关税。其中两淮额征盐课在全国课税当中占了非常大的比重。清人李果说：“两淮盐课甲天下”[8]卷11。刘宏宇也曾指出：“我国家以盐荚为利，筹用经也，其盐课之盛，无过两淮矣[7](卷54.杂志三·碑刻上)。乾隆朝两淮巡盐御史李发元在《盐院题名记》中说得更具体：“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7](卷55.杂志四·碑刻下)。于是有不少学者以上述言论为依据，指出两淮盐区每年缴纳的盐课，占到全国课税收入的一半左右，甚至更多。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在做合理的量化统计后发现，上述观点与历史事实有较大出入，尤其是乾隆年间“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言论，似乎更带有非常明显的夸张成分在内。应该说李果和刘宏宇的言论还是比较符合历史客观事实的。清代两淮盐课确实是“甲天下”，其课税收入也确实在全国所有盐区课税收入当中是最“盛”的。但这只是就两淮盐课在全国盐课收入当中的地位而言，至于两淮盐课在全国课税收入当中的地位，则很难用“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来形容。具体情况本文将在下文当中通过量化分析予以详细说明。 二、两淮岁课量化分析 两淮盐课在全国赋税当中到底占有多大比重？量化分析可以给我们一个详细、直观的答案。首先我们以有确切相关数据记载的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为例，详情见下表：
从上述表格可以清楚的看到，乾隆三十一年，全国盐课收入大概只占全国全部课税收入的不足12％④。其中两淮岁课占全国全部岁课的比重是多少呢？据有关资料记载，该年两淮岁课上缴额为287万余两，占全国盐业岁课的50％⑤，在全国全部岁课收入当中的比重，则不足6％。清初，两淮岁课在全国岁课收入当中的比例略高于6％。以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为例，内地八个盐区(奉天、甘肃、云南除外)岁额盐引为4 372 000余引(每引重200斤)，课银3 882 000余两，其中最多的是两淮盐，产盐岁额1 622 000引，估计占全国比重的三分之一以上；课银2 039 000余两，占全国盐课比重的一半左右(52.3％)[9]269-270。按此计算，大概占全部岁课收入的6.4％左右。 如果说一年的情况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以顺治至道光年间的基本情况来进一步说明该问题。
从上述表格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课税收入比重较大的嘉道年间，全国全部盐课收入也仅为全国全部岁入银的18％左右。上述表格仅是反映了包括两淮在内的全国盐业岁课在全国岁课当中的比例问题，很明显，这种比重一直处于不断变化当中。但以清代前、中期的情况来看，盐业税收还是一年比一年更多；这种情况到道光二十年以后，开始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盐课岁入呈时多时少的发展态势，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全国盐课岁入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全国盐课岁入747万余两的基础上，迅速下降为4 981 845两；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盐课岁入有所回升，为5 074164两[10]卷5；不过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又不增反减，仅为4 985 871两；光绪十七年(1891年)曾恢复到了道光中期水平，全国盐课岁入达到7 398 799两[11]卷221，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进一步下降，为6 737 469两[12]163。两淮岁课在全国岁课当中的比例，也随着全国盐业岁课的波动而不断波动。具体情况则必须通过下列表格做更进一步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