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505(2008)03-0068-07 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在《章乃器文集》序中，曾对章乃器的特殊学术经历有过高度的评价：通过刻苦自学，由一名银行练习生成长为中外知名的经济学家。章乃器的这种非学院派的背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使其理论研究独具自己的学术理路，即与人生理念密切相关。1936年，章乃器发表了《我的研究动机与研究经历》一文，对自己的学术道路作了反思和总结。此时，他已以其代表作《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确立了在金融界的学术地位。在文章中，他表达了在学术取向上的困惑。他认为自己“敌不过生活的压迫”，只得“从新修养一些吃饭的技术——服务金融界的偏于技术的知识”[1]192。但是，他认为自己一直有着为大众谋利益、有着政治追求的“圣贤、英雄思想”，单纯的理论研究只是技术层面的事，甚至认为是“卑鄙的”，因为“这种纯技术的理论与实践的连系，结果不过造成了高等工具的地位，在人生的意义上，是万万不够的”[1]193。因而，“我们为了大众的利益、为了历史的使命，我们不能不研究”[1]197。七君子事件的出现、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他不得不离开上海、离开中国金融的中心，客观环境使他更有条件实现技术与政治的结合。 抗战爆发后，章乃器对经济问题关注的重点因为战争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战前有了明显的变化，不再对其非常熟知的金融体制作过多的论述，相反，对于财政问题、物价问题、工业化问题等经济大局予以高度关注，将抗战这一事关民族生存的根本性问题与经济评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实现其技术与政治的结合。抗战时期，他兼具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得以突显，其经济思想中经世安邦的色彩也愈加突出，更多展现出了章乃器的个人品性和人生追求。 一、以显具民本为特色的财政思想 章乃器在1938年春到达安徽，被任命为省政府财政厅长。章乃器接掌财政厅后，提出了“铲除贪污”、“节约浪费”两大方针，大刀阔斧地革除积弊陋规，惩办贪官污吏，并通过统一税收、发行辅币及在敌占区与我区之间创设货物检查税等措施，在短短的三个月内，使省财政变得收支平衡且略有盈余。他在安徽期间，开始对财政问题予以关注，提出一系列解决财政金融困难的主张，从而形成具民本特色的战时财政思想。 第一，公平是解决财政困难的基本原则。章乃器刚接任财政厅长时，由于“当时安徽省号称肥缺美差的芜湖等市县，都已全部沦陷，因而全省的财政收入，不及原来的半数”[2]135，但财政开支却因战争迅速增加。当时安徽的财政状况他本人也十分清楚：“一，省库空虚，二，所有的财政来源，大半亦已断绝”[3]464。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公平是解决财政困难的原则。这一原则包含下面三层含义：一是收入方面，各种赋税的负担要与纳税人的承受能力相称，便于消除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摩擦，利于共同抗战；二是支出方面，根据实际情况，要分缓、急、多、寡，不存私心，公平使用财力；三是用人方面，不用私人，要引进人才，提高行政效率[3]480。以后的实践证明，他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开展工作，并收到良好效果。 第二，“铲除贪污，节约浪费”是解决财政困难的主要手段。他认为贪污浪费是财政空虚的一个重要原因，针对这种状况，他提出整理安徽财政的首要措施：“铲除贪污，节约浪费”。他除了检举揭发了安徽教育厅长杨廉的贪污罪行外，还由李宗仁以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名义，通电全省的各行政区专员、县(市)长和保安团队，宣布贪污有据、浪费严重和扣留应该上缴的税款、公款的人员，一律以贪污罪按军法惩处[2]136。同时，要求财政厅严格审查各单位开支预算，核实支出，消除吃空额和虚报开支的漏洞。通过努力，贪污浪费的现象明显减少，财政状况大为好转。 第三，打击敌货、私货，扩大税源是战时财政的基本保障。针对日本“以战养战”的阴谋，章乃器设立货物检查处，对运出的物资和商品分类进行严格的检查。同时在与敌人犬牙交错的地方抢购粮食、抢运食盐、买布、买纸、买药品，有效打击了日寇“以战养战”的阴谋[4]。 通过章乃器的努力，安徽省的财政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贪污浪费减少，办事效率提高；税收数量增加，“不仅解决了财政困难，而且多余的财力，可以兴办各种事业”[5]125。在他任职期间，每月还资助新四军军费三万元。 1939年4月，蒋介石电召章乃器到重庆“述职”，实际上被免职，后他没有正式担任官职。但是在重庆期间，面对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他继续为解决财政困难献计献策。 他针对中国抗战持久的特点，敏锐地指出“我们应该从国民经济的特质，推求出来我们持久战的财政基础，决定下来持久抗战的财政法则”[3]476。这种财政理念应该说是基于政治判断之上的。其核心就是民众支持是战时财政的源泉。章乃器形象比喻“财政、金融和国民经济好象是一所三层的建筑”，“国民经济是基础，金融是中层建筑，而财政是上层建筑”，具体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财政的来源依赖国民经济，而财政的运用依赖金融”[3]476。据此，他认为建立持久抗战的财政，就要使财政、金融和国民经济同时加以发展。一是就财政本身而言，贯彻“铲除贪污，节约浪费”的措施，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减轻人民负担。战时即使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只要能切实整理，可以做到收支平衡。二是通过民众动员增加储蓄和存款。中国民员的银行储蓄意识并不发达，贵金属大多还散在民间。只要通过广泛的民众运动就能多吸收储蓄和普通存款，多存贵金属。三是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动员后方大量迁来的劳力，开发资源，提高生产力。这样，“一面奠定了建国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就取得愈打愈强的持久抗战的财源”[3]481。广泛动员群众，激发群众爱国热情，是解决财政困难的基本保证。因为“没有这种动员工作，不但新税制不能推行，金银不能收集，公债不能销售，生产不能发展，甚至连铲除贪污和节约浪费都不能贯彻”[3]4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