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犯禁式”的经营观念 福建先民相当部分源自中原，他们迁入福建，马上面对着与中原故土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在泉州，土地贫瘠，租入不足供养；在漳州，厥地咸卤，人民难于稼穑；在龙岩，山多田少，耕地不敷分配。尽竭地力之所出，仍不足供养生民，遂为中原农业民族移至福建的最大挑战。如果说农业文明以土地为根本的生产资料，那么，贫瘠的山地、盐卤的滩地，以及浩瀚的大海，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对肥田沃土的无限企求，改而投入大海的怀抱，不得不“以海为田”。海水养殖、海水制盐与海洋航运等，才是本地人可以依靠的基本生业。显然，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内地农耕经济已经截然不同。 福建的地理环境，既使得福建人民需要与外界建立比较频繁的贸易联系，通过交换获取各种必需品，也使得海上商业活动成为福建人民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鸦片战争前，胡夏米已经注意到福建在对外贸易方面的高度依赖，他对英国人没有意识到沿海贸易于中国人的巨大意义而深表惋惜，“英国人一般很少认识沿海贸易对于中国人有巨大的意义，更不知道中国某些地区的人的生活必需品整个儿是仰仗沿海贸易供应的。例如，福建省就是从富庶的台湾(台湾不愧为所谓中国的谷仓之一)吸收大米以满足其大部分消费需要的。当我们一八三二年四月泊在厦门港的时候，我每天看见有一二十艘三百至五百吨的帆船进港，装载大米和糖。我又令人计算船数，在七天内进口一百至三百吨不等的帆船共不下四百艘，其中大部分是从满洲来的沿海商船，装载各种谷物，也有不少是从[麻六甲]海峡来的，装有很值钱的货物。”① 虽然商人居四民之末，但是富埒王侯、傲视公卿甚至与国君分庭抗礼的实际地位，又令人艳羡不已。司马迁尚且专门为那些商贾者流作书立传，陶朱公三致千金的故事脍炙人口；孔子得以扬名天下，万世师表，服贾致富之弟子子贡功不可没。② 唐宋时期，大批波斯胡人出入于以泉州为主的福建沿海各港，更使这里的人们受到浓烈的经商谋利气氛的浸染，从而催生了沿海府县一批早期的土著海商。虽然商人的人数不是太多，但他们对社会风气以及社会价值的导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竞相传诵着商而致富的传奇故事。张循王手下的老卒，泉州的杨姓商人与王元懋，无不因经营海舶而致赀巨万。③ 商人成功的先例，生活条件的逼仄，刺激着福建人民迸发出高昂的经商热情。到了明清时期，土著海商便大量涌现，以至明末清初形成了中国人控制东南亚海上贸易大权的辉煌局面。然而，福建人经营商业的从业取向及其对海外贸易的钟情，与明清时期整个国家的治国理念、价值体系产生了严重冲突，想象中“勾引番夷入寇”的可能以及明初以来倭夷联舟而至的现实，更使禁海有了充分的理由。无法舍弃海外贸易的福建商人只得采取“犯禁”的贸易方式，而且表现出不惮“犯禁”的经营观念。 明清王朝所要维持的是稳定的统治，所要建立的是安土重迁、各安其乐的农业社会秩序。职此之故，商业受到压抑、排斥是理所当然的政策选择，否则人民皆舍本而趋末，岂不动摇了整个国家的根基？ 闽广重末轻本的社会风气一直令朝廷感到不满和担忧。重末轻本，直接伴生的便是逐利拜金的社会风气，“闾巷少年仰机利，泛溟渤危身取给，不避刀锯之诛”，④因此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商人群体的侈靡，对于传统以来尚朴求真的生活方式，具有强烈的冲击与震撼；沿海地区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亦与当地重末轻本的风气相联系，皇帝对贪利而废农功的行为严厉斥责，内陆地区的人们也深表不满：闽广沿海地区的人们想尽办法赚钱发财，不事粮食生产，用轻易赚取的钱财购买内陆农民辛辛苦苦种植的粮食。 福建商帮在长期海外贸易过程中养成的性格，更让政府忐忑不安。在海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福建商帮融入了较农业民族更为丰富的性格内涵。他们克服了株守故土的观念，或下海以商，或外出为工，具有一种义无反顾、无远弗届的流动性格；他们在与海洋打交道的过程中亦培养了积极的冒险性格；他们在与外界的交往中衍生出开放的性格，但同时也养成了强悍好争、孜孜为利，遇不如意处不惜动以械具，以致相互残杀，屡成仇雠。换言之，福建商帮在浓厚的商业气氛中发育、成长起来，以流动、冒险、开放、争斗为特征的商人性格日益压服了定居、苟安、封闭、忍耐的农业社会品格，不断开拓自己的商业发展道路。然而，他们的流动性、冒险性、开放性、进取性，统统被看作是不安本分的表现，被认为是统治秩序的潜在隐患。作为“百姓父母”的政府，有责任教育他们，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重新变为古典式的农民，“弃帆樯而转南亩”，而且，从经济上考虑，如果沿海人民都转而从事粮食生产，国内的粮食问题必然大为缓和，而粮食问题解决了，天下也就太平了。以上诸因素的共同作用汇成了明清时期实行海禁政策的思想基础。其间偶有开禁，但“禁”却是一贯的，开禁时亦多有限制。 既然经营海外贸易会遇到如此之多的阻扰与障碍，福建商帮也力图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开拓业务，他们在国内商业舞台上亦占一席之地，如明代晋江安平商人之服贾于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如汀州、龙岩、邵武及漳州、兴化的移民商人之活跃于清代四川的旷土上，他们以积极进取的精神，谱写了福建商帮的又一篇章，未必逊色于徽州等国内著名商帮。然而，国内贸易空间毕竟有限，竞争也相对惨烈，福建人在海外贸易领域有着天然的区域与人文优势，而且海外贸易的利润也较之国内贸易远为优厚，“漳泉之民，以海为生，缘闽地甚窄，觅利于陆地者无门，而洋利甚大，幸脱于虎口者间有，即使十往一归，犹将侥幸于万分之一”，⑤大海深深地吸引着他们，而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势必只能是“犯禁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