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历来注重农耕经济的研究，海洋经济研究明显地滞后。这无疑是受制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 中国是一个半大陆半海洋的国家。中国既有大陆性的传统，即注重农耕，实施官僚政治和皇权专制的农耕文化；又有海洋性的传统，即重视商业，富有冒险进取精神的海洋文化。这两种文化在中国既有交叉发展，又有先后发展的过程。大陆农耕文化发展早，且处于强势地位，经历着从北到南的传播过程；海洋文化则相反，是从南逐步向北扩展。唐中叶出现的从广州经北江越大庾岭沿章水进赣江入鄱阳湖，经长江转运河抵京都的南北水运大通道的开通，正是为了适应海洋文化北扩的需要。这一水运大通道，也是海洋商业文化北渐的通道。它见证了海洋文化向北扩张的过程。曾有学者指出，唐代的扬州，是因广州海上贸易的需求而兴起并且导致其贸易繁荣的。海洋贸易发生根本性变化，始自16世纪中叶，这是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东方航线的开通，西方商业殖民者的东来，东亚海域的贸易格局发生变化，出现了世界性海洋时代的缘故。 近年来明代海洋贸易史新著迭出，营造了新一代学者不断探索的鲜活局面。多年疑惑不解，或朦胧不清的问题，都得到了各自不同的阐释。“众人诺诺，不如一人谔谔”。学术是在众人的互相切磋、辩驳、争论中推进的。新一代的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正作新的拓展，新的探索，并取得了新的创获、新的成果。 李庆新博士的《明代海洋贸易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就是有关海洋经济研究的一部值得称许的力作。本书是作者十多年来就海洋贸易问题，先作专题研究，然后不断深化拓展，最终取得的成果。作者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严密的结构，比较清晰完整地勾勒了明代海外贸易体制及其从传统制度向近代制度转型的历史趋势，对海外贸易制度史的诸多问题提出了原创性的见解，从而使本书成为富有学术价值的海洋贸易史研究的基础性专著。 本书从明代出现的全球海洋贸易圈的高度审视明代中国海洋贸易史，并将闽、粤等地区性的海洋贸易制度，置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架构中，乃至于放在全球海洋贸易圈内作考察。广州贸易制度与月港、澳门体制等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于其彼此间的异同与联系，更是混沌朦胧。作者不仅对各自体制的内涵、特点，分别作了比较清晰的阐述，而且对彼此的关系也作出了合理的解说。在这一问题上，既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在重要方面超越前人。对明代海洋贸易制度史的一些具体问题，也作出新的阐释，提出新的见解，例如“广中事例”、“澳票制”、广州澳门贸易“二元结构”、海道副使与贸易管理，华商对西方商业运作机制的借鉴与仿效等，都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作者在书中指出，明中期以后，中国海洋贸易逐步从政治外交中游离出来，经济功能逐渐占据主导；世界海洋贸易大潮，把中国海洋贸易及其制度，卷入新出现的全球贸易圈，并推动其革旧鼎新，使之从古老的市舶司体制向近代海关制度转变；明代海洋贸易制度的调适，使海洋贸易成为促进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商品经济发展的动力；等等。这些见解令人耳目一新。 明代朝廷对一切对外关系都要掌握在政府手中，由是决定了所谓朝贡贸易、市舶司制度的兴起和衰落、近代海关的出现、开港贸易，等等，无不是首先从政治层面考虑，并必须由朝廷钦定。这就决定了一切举措和变动，必须聚焦到制度的嬗变上。因此，本书以制度史为核心，按前、中、后时期，分阶段进行探讨，突出不同阶段各不同的主客观形势和要求，以便于了解有关典章制度必须因时而变，并进行一定幅度的调整转型。这是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把握、理解历史，从而使本课题能够全面有序地深入论述。 在以制度史为核心的前提下，兼及社会史、经济史、港口史，采取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多角度地探讨明代贸易制度的演变。这种以局部置于总体考察的总体史观研究方法，需要广博的知识，更需要眼界高远，视野广阔；其优点是站在高于庐山处看庐山，有可能见庐山真面目，可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作者注重时下国内外各种学术流派的治学路径，也着意于西方制度学派的研究方法，但只用作参照、借鉴，没有硬搬。作者严格遵守深、细、准、实的治学原则，在理论建构和方法上都力求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开海贸易是对外关系一个重要的侧面。在明代的对外贸易中，相继出现了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方各国的交往、交涉和冲突，是当时重大的新课题。本书者广泛审读了华洋文献和参考中外学者论著的论点，能够历史地思考和评论有关问题，既有理有据地揭批有关西方各国企图通过“通商”以侵犯中国主权的企图和活动，但又没有从狭隘民族主义出发，“逢洋必反”、“见洋必骂”的偏激情绪。作者理性地论述当时发展对外贸易的历程，指出“通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由于抓住历史主流，防止偏颇，从而提高了本课题的学术品位。 有鉴于明代的海洋贸易，主要是在广东和福建沿岸进行，作者以较大篇幅着重论述在这两个省区进行外贸的实况，以及有关商品的生产和营销状况，海外贸易对当地社会经济，以及民风民俗所产生的影响，等等。这显然是对两省区域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充实。 本书的研究是奠定在丰富扎实的史实和广泛参酌中外有关论著的基础之上的。作者所利用资料比较全面、丰富，功力深厚。中国的古代文献，包括正史、政书、文集、笔记、档案等，外文含葡萄牙文、荷兰文、英文、日文等中文译著，日、英文原著，还有近人研究成果，以及文物考古与田野调查资料，都在涉猎之列。参考和征引的中外文献达到400余种。在运用这些文献资料过程中，中外兼顾，尽可能完备地将不同文种的记载，综合排比，彼此参证，对各种歧异的记载和观点又进行了细致的参详比较和订正，然后作出理性的分析，得出平允的结论，体现出崇尚实学的学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