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陈振中先生这样的老友的最后著作《先秦手工业史》写序，是我不能辞却的义务，但也是相当沉重的责任。几次筹思提笔，总觉得对陈先生的业绩和精神体会不足，有负其夫人邢志义女士的委托。 陈振中先生与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多年同事，虽然不在一个研究所，他工作的经济研究所是中国经济史学的重镇，同我们历史研究所多有往来。陈先生长我两岁，是甘肃定西人，在兰州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后，于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史教研室研究生毕业，任教北师大、人大几年，1981年来到经济研究所。我就是在当时获识陈先生的。 记得陈先生来找我，就是为了研究先秦时期青铜生产工具的事。他讲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认为那时流行的中国青铜器时代罕将青铜用于工具制造的说法不见得符合事实，需要以考古工作的实际发现进行检验。此后若干年间，我们每有见面机会，他总是告诉我他在这一问题上调查研究的进展。 使人十分惊异的是，陈振中先生为了先秦时期青铜生产工具的研究，竞然不辞辛苦，克服种种困难，走遍全国，访问考察了上百处文物考古单位。他所搜集研究的青铜生产工具，包括刀、削、锯、凿、锥、钻、锉、针、钩、钁、锛、斧、耒、耜、锸、犁、锄、鎒、铲、铚、镰等等，多达约6000件。在如此深厚扎实的材料基础之上，导出了有理论高度的创新性结论。其苦心孤诣，毅力决心，实在值得赞扬和佩服。 关于陈振中先生1992年出版的《青铜生产工具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一书，《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在评述时认为是“以先秦青铜生产工具的发展演变的事实，论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并与之相适应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反映和概括。专著的突出贡献是填补了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空白，所做的工作是开创性的。”有些人看了“填补空白”、“开创性”等语，或许会误认为是空话、套话，我在这里要强调地说，这对于陈振中先生的著作来说乃是百分之百真实的估价。不相信的，只要把这部书和陈先生2004年出版的工具资料性的《先秦青铜生产工具》(长达880余页)一起翻阅一遍，便明白了。 在对青铜生产工具的专门研究告一段落之后，陈振中先生并未在劳瘁中小休，而是确立了雄心更大、眼界更宽的新的研究计划，去撰写《先秦手工业史》。从研究的方法途径来说，这部书仍然是以文物考古的发现和研究为基础，吸收多学科的有关成果，提出新问题，给出新结论，最后提高到理论的高度。如书的“前言”所说：“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期手工业发展有着光辉的历史，……这些都是我国先民为世界人类发展所做的突出贡献。如实地揭示阐发我国手工业工艺技术发展的早期历史，将起到加深对祖国的了解，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全世界华人的凝聚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陈振中先生正是以这样的志趣怀抱，竭尽心力来写作这部《先秦手工业史》的。 不幸的是，陈先生在撰作本书期间，先后两次罹患脑血栓病，然而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即使在住院治疗期间，也不肯放弃书的工作，最后完成这一60万字的书稿。我以为，我们读《先秦手工业史》这部书，不仅能知道陈振中先生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成就，更能看到他的崇高风格与高大形象。 谨以这几句话，永志对陈振中先生的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