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2.2；F091.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08)01-0076-06 一、引论 郑观应(1842-1922)是晚清重商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在其流传甚广的《盛世危言》一书中提出了领引时代思潮的“商战”论。郑氏敏锐地指出，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一场无硝烟的经济战争。在“兵战不如商战”的口号下，郑观应提出以商品竞争、市场竞争为枢纽，与资本主义列强展开外贸之战，并籍此建立和发展现代国民经济体系的经济主张。郑观应的“商战”论充分展现出经济民族主义的精神，在晚清社会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商战”一词遂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及至20世纪40年代，商店春联仍可见“商战胜全球”的联语，[1]郑观应思想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德国在19世纪中期面临着和晚清相似的状况。与“中国之利，有往而无来者”、“精华销竭，已成枯蜡”相同，德国当时的经济“就象富兰克林曾一度形容新泽西州的那句话一样，‘是一只被邻居们四面八方都凿了孔的酒桶，桶里的酒都被他们吸光了’。”[2]323此一时期，德国刚实现统一，经济发展仍相对落后，英国凭借强大的工业竞争力，推行自由贸易，向欧洲大陆包括德国倾销廉价的工业品，对德国的工商业乃至传统产业造成严重的威胁与破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落后的德国何以独立地发展民族经济而不致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德国怎样才能快速地赶超英国和法国？作为19世纪中期德国最为重要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应对了此一挑战。李斯特在其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通过归纳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在批判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础上，与德国现实相结合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反古典”思想理论，其核心内容是德国应实行一系列经济保护政策，通过对幼稚产业的培育，发展工业体系，提升国家的经济结构，从而摆脱当时的困境，形成与英、法并立的局面。 郑观应和李斯特都是基于后发国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发展阶段而提出的具有抵抗外部经济冲击与侵略，发展民族经济的主张。因此，两者的思想内涵有诸多可资比较之处。不过，从既有的研究来看，有关郑观应和李斯特经济思想的探讨都是分别展开，而没有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对比考察。基于此，本文以《盛世危言》和《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两部代表著作为核心，通过郑观应与李斯特经济思想的比较，为晚清经济思想特别是郑观应的研究提供一新的视角，并籍此对深入地探讨其时代价值与理论得失给予某种帮助。 一、生产力与精神资本 生产力理论是李斯特经济理论的核心，他提出：“要解释经济现象，除了‘价值理论’以外，还必须考虑到一个独立的‘生产力理论’。”[2]122他指责古典政治经济学从英法等发达国家的角度出发，只重视如何增加财富和交换价值，而忽视了对于落后国家而言如何提高生产力这一重要问题。李斯特认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重要多少倍”。[2]118这意味着，“国家财富并不在于交换价值的占有，而是在于生产力的占有，正同一个渔夫的财富不在于占有多少条鱼，而是在于不断地捕鱼以满足他的需要的那种能力与手段。”[2]296在李斯特看来，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要重要得多，它不仅可以使原有价值得到保存，而且可以使已经消耗掉的价值得到补偿和增殖。因此，如何发展生产力成为一个落后国家发展本国经济，赶超先进的核心问题。 比较而言，商战思潮中并未出现“生产力”的概念，但其中却有十分类似的表达。如郑观应在论述西学与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紧密之联系时，曾说道： 诚以天地五行之产，俱从格致中得来。……川泽之利，王政所重，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故美国由格致之理以深究养鱼之法，陂湖江海，各因其地，不必竭泽而求，自可山人借足。……然富国而不思理财，理财而不求格致，犹之琢玉无刀凿之利器，建屋无栋梁之美材也。[3]282 这段文字尤需注意的是最后一句，郑观应所谓“琢玉”所用“刀凿之利器”、“建屋”所需“栋梁之美材”实际上正是通过传统的表达方式将格致之学视为一种创造财富的能力，这与生产力概念所表达的内涵已十分接近。另外，郑观应将富国分为财富的积累(“理财”)与求取创造财富积累的能力(“格致”)两个递进的层次，这与李斯特区分开财富与财富的原因(生产力)也十分接近。更有意味的是，李斯特与郑观应都不约而同地以捕鱼为例来说明提高、占有生产力的基础性地位，如此之巧合暗示着郑观应有着与李斯特共同之关注。 如何发展生产力包含着对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一系列因素的分析。李斯特指出，影响一国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他把这些因素划分为四大类：“物质资本”、“精神资本”(“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政治环境。这其中他尤其强调“精神资本”的重要性。他说：“生产力主要在于个人的智力和社会的条件，我称之为智力资本。”“一个国家通过改进社会和智力条件，就能够运用现有的物质资本，使生产力提高10倍。”[4]224在李斯特看来，生产力不仅是物质财富积累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精神财富积累的结果。精神资本的增进是生产力增长的不竭源泉，它能提高现有物质资源的利用程度，并使开发和利用新的自然资源成为可能，因此能促进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在精神资本中，李斯特特别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在李斯特看来，智力资本的提升主要在于教育。他指出：“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的。”[2]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