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与国民党政府金圆券币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K266.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08)03-0066-09

      王云五(1888～1979年)，广东香山县人，著名社会贤达。1948年6月1日至11月10日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主持金圆券改革。学术界对这场改革虽有一定研究①，但未专门探讨他与改革的关系。虽然有人在谈到金圆券时不能不提到他，但评价悬殊。有人认为他的尽力“除了蒋经国可相比外，别无二人”②。有人把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统治崩溃的责任归在他的身上，指责他如果不发行金圆券，则“今天我们的国民政府仍然在南京，退一万步讲，国军仍有能力至少坚守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③。因此，研究他与这场改革的关系，不仅能弄清他在这场改革中的地位到底如何，而且能进一步认识改革的实质。

      一 力主币制改革，上台出任财长

      由于蒋介石的财政部长之职例由姻亲宋子文、孔祥熙或亲信俞鸿钧担任，王云五的出任令人意外。有人认为是蒋“饥不择食”[1](p204)，“临时请王云五出任”[2]的；有人认为是蒋“只知以学人或社会贤达当政，企图一新国人耳目，而不详究其专长而任意安置”[3](p50)的。其实，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进行币制改革的经济局势和王云五本人的条件及抱负，决定了他是最佳人选。

      1948年，通货膨胀已经达到法币贬值连本身纸张价值都不如的地步，广东一家造纸厂竟然买进800箱票面100～2 000元法币当作造纸原料[4](p505)。这使蒋介石认为“势非另发行一种新币以代之不可”[5](p122)，他决定“选择适当时机，以整理币制”[6](P47)。但是，由谁来主持改革，改革能否解决经济崩溃的问题及如何进行，仍属疑问。虽然时任财长的俞鸿钧、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中央银行总裁张嘉、台湾省财政厅长严家淦和寻求美援的贝祖诒等人都令人关注，但是俞鸿钧“坚辞财长”[7]，蒋廷黻表示“不干”[2]，张嘉、严家淦和贝祖诒也都“谦辞”。众人推辞之因，除了意识到蒋介石已有安排外，要么认为时机不成熟，要么反对根本改革币制，张嘉就明确宣称“法币虽然贬值，但至少还为人民所熟悉、接受，而新币则办不到”。

      王云五则力主发行新币取代日益贬值的法币，认为“改变货币本位是可以恢复经济稳定的”[8](p57)。他在金圆券改革案公布时从两方面强调：其一，只有废除法币，才能恢复人们的信心。他强调“由于通货膨胀渐达恶性最后期，原有法币之贬值愈演愈烈，物价随而愈涨愈速，于是人民对于原有法币之信心愈益薄弱，而对于新的交易媒介需求愈殷”。既然“人民之信心既失，与其强就原有法币恢复其信用，事倍而功半，何如根本改革”。其二，只有改革币制，才能增加收入，不能坐等时机。他认为，由于国家收入之实值“不能随物价飞涨而大增”，赤字“因此而益巨，且有加速恶化之征象”，如果“坐待收支完全平衡，然后改革币制，则币值愈落，物价愈高，收入愈减，支出愈增，将来纵拟改革，而不可得”[9](p515，517)。

      当然，王云五仅是主张币制改革，还不足以坐上财长之位。他还拥有各种各样的条件：其一，尽管他因未任过财长而被批评无理财经验，但不能说他不懂财政。他在张群内阁任副院长时注意预算问题，并“挺身主持预算委员会”，《中央日报》称赞他“善于筹算”[10]。其二，他虽然是社会贤达，但是支持蒋介石“戡乱”，蒋用他可以“扩大政府基础”。后来，中国共产党因他的政治主张和主持币制改革，在49名战犯名单中把他名列第15。其三，他与各方关系不错。他得到美国的欣赏，司徒雷登称赞他“很称职”。他与张群、王世杰等政学系骨干人物交往密切，他的出任“一定会加强政学系的地位”[11](p702)。其四，蒋介石强调财长一席“须由与金融界无关系者来担任”。虽然前述人选也符合其中一些条件，但是兼而有之的只有王云五，行政院长翁文灏就称实在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选[12](p612～613)。

      因此，蒋介石首先要俞鸿钧担任中央银行总裁，空出财长职位，然后“一再敦促”[13]王云五接任财长。蒋还调整了财政部与中央银行的职责，规定“财政方面，应以财政部为中心，中央银行帮同处理”[14](P99)。这一调整，表明主持币制改革的重担放在了王的身上。《中央日报》社论就指出：“中央银行总裁虽不是行政院的阁僚，但其人选之变动却有重大的意义。在张公权氏(即张嘉)主持中央银行的时候，中央银行往往以业务机关的地位自行决定金融经济政策，而其政策并没有原则可循，财政部‘守府而已’。现在俞鸿钧氏继长中央银行，政策的决定权乃重归于行政院，使其在金融经济方面能举责任内阁之实。”[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