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农民生活水平分析

      农民的生活水平是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集中反映，同时也是农业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的直接标志，值得花大力气去研究。但是以往这个问题常常被视作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经济史学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至许多重要的问题得不到应有的说明。生活水平涉及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因而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最根本的问题。考察一定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可以更加深入、直观地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趋势。

      农村生活费指数是了解近代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但是编制农村的生活费指数必须拥有系统可靠的历年农民生活费支出的数据，就我们见到的资料来看，清晚期的农民生活消费尚缺乏规范和系统的调查统计资料，目前仅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调查统计较为丰富一些。因此，我们无法编制长序列的近代历年中国农村的生活费指数。但是可以通过观察农民的收入和支出状况，来了解近代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及其变化。

      一、农民收入状况

      农业总产值反映了农业所创造的纯收入。农业总产值上升，说明整个农业收入的上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莫曰达的估算结果，近代中国农业总产值如表1。

      从表1结果看，1840—1949年，中国农业生产发展缓慢。110年间农业总产值从92亿元增长为99亿元，仅增长7.4％。这期间又可分为几个阶段：

      从1840-1894年，增长17.3％，平均年增长0.3％。

      从1894-1911年，增长9.1％，平均年增长0.5％。

      从1911-1936年，增长24.6％，平均年增长0.9％。

      从1936-1946年，经过抗日战争，农业生产下降19.3％，平均年下降2.1％。

      从1946-1949年，经过解放战争，农业生产再下降16.6％，平均年下降5.9％。

      

      可见，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农业是有所发展的，农业收入是在稳步上升的，1911-1936年间农业增长最为迅速，是整个近代经济发展最快的阶段；抗日战争的爆发，打断了农业增长的正常趋势。战争使生产受到毁灭性的伤害，农业生产急剧下跌，下跌速度超过了战前农业增长的速度，因此农业总产值再次跌至战前最低水平。经过近110年，中国农业生产仅增长了7.4％。

      由表1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农业内部各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及其变化情况，种植业收入一般占农业总收入的80％左右，一方面，中国近代作物的种植仍然是农民的主业。另一方面，从1840年到1949年的变化趋势来看，种植业的比重是在下降的，而林业、副业及渔业收入的比重均有所上升，并且，副业收入的比重上升幅度是最大的，这说明副业收入在农业收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由于农业生产发展滞缓，加上捐税等各种形式的剥削与掠夺，中国农民负担日益加重，收入减少，生计困难。副业生产是近代中国农民在耕地不足、负担过重情况下维持生活的重要来源。农民负担愈重，收入愈少，副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愈高。农民为了活命，不得不以副业生产弥补不足。副业收入在农业收入中的比重，是随着农村经济不景气而日益增长的。

      二、农民支出状况

      农民的支出主要包括赋税、生产及生活消费支出。其中占据支出首要位置，直接决定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就是农民的赋税负担。农民在支付了赋税之后，才能根据剩余情况进行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的分配。

      (一)赋税负担

      马克思说“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①在传统社会，农业赋税是国家向农民榨取的一份集中化地租。它是农民的剩余劳动的一个特定的扣除份额。这一份额，是统冶者用以支撑其国家机器的经济基础。农业赋税作为国家对农民财富的榨取，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它总是随着国家机构的庞大化和政治统治的腐朽化而日益强化的。因此，在传统社会每一个王朝的后期，农业赋税的加重，就成了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

      田赋是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政权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农民承受赋税剥削的最主要方面。在中国近代，农民的田赋负担有加重的趋势。晚清时期，统治者知道其先祖——康熙有过“永不加赋”的“圣示”，但迫于弥补财政上的需要，他们也只好违背“圣示”使田赋日渐增加起来。例如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一日的《国风报》就有人指出：“夫国中贫民，以农为唯一之职业，虽有永不加赋之祖训，而官吏相沿，巧设名目，十年以来，田赋之暗增于旧者，已不啻二三倍。故负担此赋之小农，前此仅足以自给者，今则岁暖而号寒，丰年而啼饥矣。”②从表2所列1868-1908年各省田赋增加示例即可明显看到晚清时期田赋的增长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