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 在清代北京的商业活动中，晋商，即山西商人，无论就其资本之投入、参与的人数和经营的领域，均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所谓“京师大贾多晋人”，①或者“服贾于都会(指北京)者实繁有人”，②均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本文是通过一些个案资料以反映他们在北京的从商经历。尽管它显得琐碎，不足以从整体上展示晋商的辉煌，但由于所说都是一个个具体实例，并适当地加以归类统计，以此来窥见其经营规模，以及遭遇的困顿。这种由微观分析入手、采取另种视角的考察，对在宏观分析中可能被忽视的某些细节，应该会有所补充，而计量统计往往又是定性分析的基础，所以，这为我们加深对晋商发展历史的了解，也许不无裨益。 本文资料主要出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包括“乾隆朝刑科题本”、“宗人府来文”、“内务府来文”和“刑法部档案”等，时间从乾隆元年(1736)到宣统清亡为止(1911)，共摘录晋商个人样本136例，内乾隆朝50例，嘉庆、道光时期29例，之后晚期57例。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样本，就身份而言，有独资或几人合伙开设铺号的老板和曾当过老板的70人，居于管理层的掌柜、账房4人，店伙、帮工50人，学徒4人，以及临街叫卖小贩2人，寻工待业6人。之所以要把老板以外的其他人员包括在内，是因为在商业活动中，作为独立经营者的店铺老板固然十分重要，另如掌柜、账房、店伙、帮工乃至学徒，同样都是商业运作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何况在激烈的商业竞争环境下，老板也可能因为经营不善等缘故而下降成为店伙和不名一文的穷人，而店伙等人，则由于机遇和勤劳，上升为掌柜、店主的。类似例子，下面在结合具体分析时还会谈到。 再说136名在京商人的籍贯。他们中祁县籍20人，比例最高。以下文水12人、太谷9人，介休、平遥、绛州(今新绛)各8人，汾阳、阳曲各7人，榆次6人，太原、徐沟、翼城各5人，平定州(今阳泉)、浮山、太平各4人，临汾3人，稷山2人，灵石、代州、闻喜、潞城、虞乡、长治、凤台(今晋城市)、大同各1人，更有11人只称山西，无具体州县名。上述商人籍贯中，太原、阳曲、榆次、太谷、祁县、徐沟、文水清代受辖太原府，汾阳、平遥、介休归于汾州府，临汾、浮山、太平、翼城属平阳府，绛州、稷山、闻喜属直隶绛州。它们中大同位于晋北，代州偏晋东北，余下全在晋中和晋南，是山西的商人之乡，其中像祁(县)、平(遥)、太(谷)、介(休)等地，更是名商辈出。我们统计的在京晋商籍贯，尽管不够全面，但确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这些晋商在北京从事商业的范围相当广泛，涉及近30个行当，计银钱店13家(内3家称烟钱铺，系钱业和烟业兼行)，粮店8家，酒铺、油盐店、砖瓦厂各5家，烟铺、茶馆各4家，当铺、干果店、碾房(碓房)各3家，煤铺、木厂、杂货铺、粥铺、客店各2家，估衣铺、成衣铺、饽饽铺、饭店、草铺、香铺、铜锡器店、古玩店、羽缨局各1家，还有开设炉房、铜器作坊、小煤窑、砖瓦窑，从事贩羊、贩骡马买卖和在工部铸钱局工作等。另有4家铺号因没记载经营何种行当，只得告缺。 钱店也叫银号，与票号、钱庄、汇兑庄归于一类，具有银钱兑换、收付、保管和借贷的职能。北京是京师，大小官员麋集，还有届期应考的士子，等着引见的待派候补官。他们除本人和随员消费外，需要各种打点应酬，免不了要向钱店、银号转账借贷；另外在商业交易过程中，也离不开钱铺的银钱周转，所以大小银钱铺号林立。清代在北京经营银钱业的分浙江、山西、山东等帮，像著名的“四恒号”，“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资本雄厚，市面繁荣萧索与有关系”。③山东帮则专心于该省籍铺号，如与“八大祥”有存放款来往。④若以历史悠久、铺号众多、分布面广且资本雄厚，惟晋商占有绝对的优势。在上述统计的近30个行当、80来家铺户中，从事银钱店的有13家，可见北京晋商对此涉足之深。应该说，这13家银钱店，多数是资本不多的中小型铺号，但也有稍具名声者，像由山西民人宋氏开设的合义号钱铺，于嘉庆六年(1801)十月通过章京富克额，两次向郑亲王府贷款3 000余两，⑤虽然数额不大，可资质却更重要，因为没有一定的信誉与经济地位，贵为亲王的府里人是不会轻易向其开口举债的。开设银钱铺，经营金融类业务，目的当然是为赚钱，但他们也有自己的道德底线，“放京债者山西人居多，折扣最甚，然旧例未到任丁艰者不还，革职不还，身故不还”。以故诗称：“借债商量折扣间，新番转票旧当删。凭他随任山西老，成例犹遵三不还”。⑥这“三不还”既体现了一种经营风险，也是商业运作中必须承担的道德成本。 上面统计的13家银钱店，还包含了3家烟业兼营钱业的烟钱铺，像翼城人王金印于道光年间开设的名叫恒利和的烟钱铺，又有绛州人孙虎臣开设的东天德烟钱铺，以及绛州某老乡开的北新和烟钱铺。⑦有的学者曾结合民国时的例子，对此作过解释： 开钱庄是个赚钱的大生意，据民国八年的统计，北京从事银钱兑换业务的钱庄有58家、汇兑庄7家、兑换所37家。不但钱庄做这种生意，一些烟铺、酒馆也做。如西城的柳泉居饭馆则“酒馆而兼存放，盖起于清初数百年矣。资本雄厚而信誉坚”，柳泉居的“存款取息极微，都人都以其殷实可靠，往往不责息”，居然“有存款多年，往取而银之原封曾未动者。”⑧看来有一定资金后盾的烟铺、饭馆兼营银钱业在北京并不少见。这对于铺号老板，等于顺带多赚一份钱，可却方便了某些顾主的小额资金周转，不必为此专去银号招风显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