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8)01-0074-13 1958年诞生的人民公社在当代中国史上整整延存了四分之一世纪，它既是50年代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自然延续，也是80年代初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与起点。另外，对新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统购统销、“大跃进”、“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等等都与人民公社息息相关。由此，人民公社研究对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意义自然不言而喻。然而，人民公社在全国普及的20多年间，中国学者却没有条件对其展开独立的学术研究，期间产生的作品大都以虚构的情节和数字宣扬公社的优越性并注解中共中央有关公社的指示精神，1960年新华通讯社编印的两卷本《农村人民公社调查汇编》（内部资料）和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等即为其代表。①人民公社制度终结之后，有关公社的学术研究渐成气候，近来有成为显学之势。据不完全统计，近20多年来学界发表的有关人民公社的专著十余部，研究文章近200篇，其中虽多有重复刊载或以历史纪实为主的著述，但也不乏遵守学术规范对人民公社进行系统而深入研究的佳作，甚至还出现了蜚声学界的经典之作。同时，也应当承认，若以是否形成本研究领域中的核心概念与研究范式、有无一批著名专家与专著等标准衡量，人民公社研究远未成熟，更谈不上形成了独立而成熟的研究学派。 已有学者对人民公社研究领域中的主要问题做了梳理与总结，[1]因而本文研讨的重点有以下三点：一是评述人民公社研究领域中的主要著作；二是研讨人民公社研究中若干值得称道的学术进展，并对具有进一步深入和拓展意义的学术问题展开讨论；三是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的人民公社研究提出个人极不成熟的想法和建议，以期对人民公社的进一步研究有些许裨益。 一 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国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一时期研究农村问题的专著多集中于称赞和肯定家庭承包责任制，在这些著作中人民公社只是作为家庭承包制的对立面或作为其历史背景来展开论述的。除了有30多篇历史纪实性文章发表外，没有专门研究人民公社的学术著作面世。②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三农”问题备受瞩目，对人民公社的研究也随之渐入佳境。在已经出版的十余部专著中，既有史料丰赡的历史纪实性作品，也有遵守学术规范、专门研究人民公社某项制度的学术专著，更有以田野调查和地方档案为依据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微观解析的经典之作。同时，国外有关人民公社研究的名著也陆续译介过来，其学术理念与方法对国内的公社研究产生了无以替代的影响，中外在这个问题上的学术交流日渐增多。还应该看到，随着人民公社研究的深入，对公社相关史料的收集、挖掘、抢救、整理和出版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学术界对人民公社的关注，较早见于有关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专著之中。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2]一书的第三编，分为“人民公社的建立”、“人民公社的本质特征”、“人民公社的整顿”和“公社的政治清理：‘社教’与‘四清’”四章，专门论述了人民公社的缘起、制度特征及其演变。该书的第四编还专门研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来龙去脉。然而，这部国家“八五”重点图书，似乎忽略了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1962年）时期的大公社与之后的小公社（1962～1983年）在制度方面的明显区别③，只分析了大公社的制度特征及其演变轨迹，却未见其对延存时间更长的小公社基本制度的介绍与评述。不仅如此，该书以当时的先进典型——山西大寨大队的流变史作为人民公社的分析个案，这种以点带面的安排与立论使该书的很多分析和结论不够客观，难以令人信服。而且，该书第二编第六章“1953年：严峻的粮食购销形势与统购统销”中的很多自然段，直接摘自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3]一书的第十二章“统购统销的实行”中的第二节“两种‘炸药’中的选择”。林蕴晖、顾训中合著的《人民公社狂想曲》[4]和安贞元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5]两本书，虽均以人民公社命名，却以大部分篇幅探讨了农业集体化运动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之间的因果关联，视大公社是农业集体化运动演进的必然结果，它们在写到大公社制度基本确立之后就戛然而止了。将这两部作品归类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研究著作可能更符合其主旨。凌志军的《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6]，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都不能算是一部学术著作，实际上只是一部长篇历史报告文学。其对人民公社制度缺陷的批判在某些方面是准确甚至可以说是深刻的，但它既没有回答公社为何“兴起”，也没有对公社的“失败”进行历史性的分析，通篇以大量的事例指出公社体制的僵硬与低效，以此来对照和显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优越。 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7]（以下简称《告别理想》）一书，是人民公社研究领域中里程碑式的著作。《告别理想》为读者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人民公社制度下浙江北部某个乡村中农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人民公社时期浙北乡村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珍贵素材。和许多社会学者一样，张乐天选择了自己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县联民村）作为研究对象。对于家乡，他既是农民，又是回乡知青，同时还是学者，多重身份使作者对浙北乡村有了更深切的感悟与体察。这一特殊经历又使他收集到了相当完整的乡土材料，其中包括公社时期联民村各农户历年的粮食和经济情况分配表、农户的家庭收支记录，甚至还有当地一位基层干部从1954年至1982年的70多本《工作笔记》。在当地先后20多年的生活经历和相当完整的乡土资料，为《告别理想》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张乐天是一位富有学养的社会学家，他把建国以来浙北农村的社会演变纳入了“外部冲击——村落传统互动模式”的分析框架中，认为外部制度的冲击与乡村传统之间的“碰撞、冲突、融和、转化、消长，导演出农村生活的活报剧，决定了农村演化的历史走向”。《告别理想》对小公社的分析深中肯綮、令人信服：“公社制度与村落传统之间有融合的地方，融合可以为公社的延存与稳定提供依据；公社制度与村落传统之间存在着张力，张力可以为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提供理由。公社制度内部的融合与冲突是公社制度存在的方式”。[7](p.6)《告别理想》的另一过人之处，在于它没有简单地否定人民公社，而是在承认公社制度严重抑制乡村生产发展和村民生活活力的同时，深刻分析了公社在当代中国乡村演变史上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张乐天指出，公社制度打破了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村落制度与传统，公社作为外部嵌入制度与乡村传统之间的张力，最终会使双方做出妥协，甚至会迫使乡村社会做出调整，在扬弃村落传统的前提下实现乡村社会的振兴。上述种种精当之论，都展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与理论功底。该书无论是在研究理念及方法上还是在史料的收集与可信度上，都明显区别于依据拼凑当时的媒体报道推理或想象出来的历史陈述和传统史学大事记式的文件堆砌。《告别理想》作为人民公社的个案研究，对公社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具有开拓意义。在人民公社的个案研究方面，另一部值得介绍的专著是贾艳敏的《大跃进时期乡村政治的典型——河南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研究》[8]一书。该书以极为丰富且弥足珍贵的当地档案和地方新闻报道为基础，较为详尽地勾勒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从诞生到迅速衰落的历史过程，只是其对第一个大公社的学理性探究略显单薄。该书比同样是以记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为主的另一部作品——康健的《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9]，在学术规范和史实可信度等方面有着云泥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