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11-0164-10 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军事到实业再到制度层面之全面变革，促使国人在变局中求自救的尝试不断深入。单就近代民族工业而言，是由西洋文明所诱生，又受列强工业所倾轧，在近代厄境中的发展之路曲折而艰难，呈现“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常态。本文试以近代上海民族自行车业为个案，根据上海市档案馆现有公开馆藏档案和《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年)》等第一手资料，勾勒近代上海民族自行车产业从无到有，从外商垄断的市场中破土萌芽，顽强应对日本同业的倾轧挤压，最终由弱到强、同业连心共同抵制日货回沪的艰难变迁之路。这是在近代中国“西器东渐”历史大背景下，器物文化史研究中经济层面的一项个案研究。 一、外商垄断市场的时代 自行车始由寓沪西人带入中国时只有少数几辆，多因个人喜好，而并非商业行为。据中国海关进口洋货统计资料记载，直到1885年“自行车及其零件”才第一次被列入“五金杂货类”输入上海，由上海的英商怡和、德商禅臣、法商礼康等洋行从事进口自行车代理销售，销量不大①。而踏飞洋行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家专卖自行车的商店，洋行的名称为“踏飞”，即“踏车而飞”之意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英德等国开始自行车工业化生产、自行车自身性能的完善，“脚踏车之制，迩日此风盛行于沪上，华人能御者亦日见其多，轻灵便捷，其行若飞”③，“脚踏车之来，且日盛一日哉”④。自行车进口量开始大量增长。1897年，“自行车及其零件”从“五金杂货类”中分列出来，与“马车及其配件”并为一类，成为“进口洋货统计表”中大宗货物之一。这一年，上海进口的“自行车及其零件”达到67514两关银。1903年上海共进口自行车657辆，1906年917辆，1907年则有1417辆⑤。 中国市场潜力巨大，外商洋行为打开销路，物色华商代理推销。而之前一些开展修理自行车业务的店铺，成为首选对象。1897年，原来设摊修理马车、人力车、自行车的诸同生，在南京路604号开办了同昌车行(DONG CHONG CYCLE & MOTOR CO.)，这是中国第一家自行车商行。车行经销本轻利厚流转快，发展迅速。另如上海史维记钟表铺，1898年4月在《申报》刊登的一份广告云：“本铺开设上洋后马路兴慎里对门，修理钟表、机器脚踏车、一切泰西异样玩物，迄今数载。”⑥6月，该铺又登广告，除修理自行车外，已代销自行车，该广告云：“本号专理钟表、机器脚踏车、西洋玩物等件，精工巧造，四远驰名，今又到最灵巧第一架新式脚踏车，价廉物美。”⑦此广告并附一自行车图片，以广招徕。此图显示，当时自行车与今已无大异。到1900年，上海已经有惠民、曹顺泰等六七家车行，销售人力车、马车及自行车零配件，以卖带修，商品畅销，生意兴旺。至1915年，上海已有近20家自行车商店⑧。但自行车零售和修租业务处于整个自行车产业的下游地位，上海各大自行车商行在没有民族工业的支持下，命运盛衰全都维系在并不十分通畅的外货渠道上，不免要受到欧美等自行车工业强国的垄断打压，利润微薄，发展迟缓。中国车行此时无论在资历还是规模上，根本无法和外国车行竞争。 英国自行车在当时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德、法、美、日也都有自行车进入中国。自行车市场经营品种主要有英国的三枪、台顿、兰令、海格里斯、牛赫生、飞利浦、脑门、霍伯等牌号，德国的司麦脱、大蒙天牌两用车和美国的哈雷戴维逊牌以及各种自行车零件品种、型号上百种。自行车长时间依赖外国进口，主要是生产器械和技术问题。民族企业家邵之深在1950年回顾民族自行车厂发轫时说：“讲到脚踏车，虽属轻便工业，惟期间制造方式，在简单中是有繁复过程的。如飞轮和链条必须准确和润滑，淬火尤须深具经验。如钢圈必须圆准和坚硬，车架必须依照一定的角度。其它如牙齿盘、把手、花古筒等等无不有其复杂的制造过程，看似容易，实在并不如理想中之简单。”⑨是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为维持对华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对中国企业实行技术垄断。因此中国在自行车传入近50年内都没有一家民族自行车生产企业⑩。 二、上海民族自行车工业破土萌芽 20世纪20年代，自行车的用途渐行渐广。邮政、电报两局，为传达电讯迅捷起见，开始大量采用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使得自行车需求激增。华人学生及洋行华员此时也开始将自行车用作往返的代步工具(11)。但英、法、德等欧洲传统自行车工业强国，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耗，没有能力再度扩大对中国自行车市场的出口。上海民族自行车业乘机开始破土萌芽。 经过23年的资本积累，一批规模初具、资历雄厚的自行车商行，终于开始设立自己的工厂，“考上海之有国产车件，肇始于民国九年(1920)，如书包架、撑脚架、泥板等，系为人工制作，较为容易。至民国十六年(1927)，复有车架、钢丝等出品问世”(12)。1920年，大兴车行和润大车行两大车行创建。为抵制洋货，1926年大兴车行开始聘请2名日籍技工，购入进口钢管和接头，正式进行自行车车架的组合、焊接和油漆，配以部分进口零部件组装成红马、白马牌自行车销向市场。这是最早的国产自行车，此举也成为民族自行车工业诞生的标志。次年，润大车行也在自制部分零部件的基础上，配以进口零部件组装成飞龙牌自行车。两大车行的国产自行车分别于1927、1928年参加上海国货展览会和杭州西湖博览会，得到与会人士的一致好评，销路渐畅。同昌车行此时也开设自行车制造厂，其车架、前叉等主要部件均自行制造，而且品种规格较多，配以少量进口零部件组装成平车、童车和三轮运输车等，采用飞马、猛狗、飞人、飞虎、飞熊、飞鹰、燕子等商标，通过上海同昌车行和南京、汉口分行将产品销往全国各地。随后，得利车行也投资建厂，生产一部分零件，组装八旗、王旗、红狮、亚米茄等牌号自行车。1928年，同昌车行、得利车行、鸿利车行、大兴车行、润大车行和泰昌车行有“六大车行”之称，其中尤以同昌、得利居首(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