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粮食亩产量问题一向占有特殊的地位。在明清时期的江南，由于提高粮食亩产量已成为发展农业的主要途径，因此这个问题更是受到特别的关注，有关著作汗牛充栋，不胜枚举。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不少方法上的问题，从而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可靠性。 对于一个问题进行研究所得结果的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合理与否。在以往关于亩产量的研究中通常使用的方法是：其一，在从史料中可以获得的亩产量数字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往往以所得到的一两个数字，就作为一个较长时期、较大地区的一般亩产量，而不问这些数字是何种情况下的亩产量；①其二，在有较多亩产量数字可选择的时候，往往挑选出某个或者某几个数字，作为一般亩产量，但是在进行这种挑选时，并未提出一个合理的原则；②其三，把所获得的全部数字进行简单的算数平均，然后将所得结果作为一般亩产量；或者把这些数字中的中间数，用作平均亩产量。采用这些做法虽然往往是出于不得已，但这些做法本身存在很大的弊端。③此外，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也常常用地租来推算亩产量，即亩产量以地租之倍计。④这种方法有其合理性，因此被广泛采用，但由于往往未察觉名义地租和实际地租的差别，在运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⑤总而言之，由于这些弊端和问题，以往许多亩产量研究所得出的结果经不起推敲，建立于其上的一些重大结论因而难以令人信服。 针对过去研究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本文尝试采用一种新的方法进行研究。这种方法的中心，是从多方面来对亩产量问题进行研究。依照中国传统农学的归纳，农业生产取决于“天”(或“天时”、“天道”)、“地”(或“地利”、“地道”)、“人”(或“人和”、“人事”、“人道”)三大要素；⑥这些要素共同作用，导致农作物亩产量的形成；⑦而它们的变化，也导致了亩产量的不同。⑧本文研究即由此出发，首先注意不同的气候条件对一个地区水稻亩产量的影响，其次了解不同品质的耕地及其在该地区全部耕地中所占的比重，然后依据当时农学家对插秧密度与亩产量之间关系的总结，得出不同气候条件下不同品质耕地的亩产量；最后，在上述探讨的基础上，求得该地区全部耕地在特定时期的平均亩产量。这种方法是新创，尚不成熟，在此不揣冒昧提出，盼能得到学界同行的批评指教，使之得到完善。 在进入正式讨论之前，有几点说明如下：第一，由于水稻是松江地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因此本文也集中于水稻亩产量的讨论；第二，本文研究的时空范围主要在1823—1833年和华亭—娄县地区(以下简称华娄地区)。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我在本文中所尝试的方法，必须放到一个具体的时空范围中方可进行，而我近来又在进行一项关于19世纪初期松江地区经济状况研究，⑨因此选择1823—1833年和华娄地区作为研究时空范围。 一 《浦泖农咨》中的亩产量记录及其问题 明清文献中有不少关于松江地区水稻亩产量的记载，但是就华娄地区而言，这类记载却不很多。据我所见而言，最早出现的明确记载，是姜皋《浦泖农咨》中的两条： 上丰之岁，富农之田，近来每亩不过二石有零，则一石还租，一石去工本，所余无几，实不足以支持一切。况自癸未(道光三年，1823年)大水以后，即两石亦稀见哉！⑩ 昔时田有三百个稻者，获米三十斗，所谓三石田稻是也。自癸未大水后，田脚遂薄。有力膏壅者所收亦仅二石，下者苟且插种，其所收往往获不偿费矣。(9) 这两段文字有比较具体的时间(1820年代前后)和地点(华娄地区)，又出自《浦泖农咨》这样一部建立在对本地农业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农书，(11)因此在明清关于松江地区亩产量的各种记载中，这应属最可靠者之列。这两段文字所说情况大体一致，即华娄地区的水田亩产量，“昔时”曾达到3石，而“近来”在最好的情况下(“上丰之岁，富农之田”)为2石略多；道光三年大水以后，则为2石或者2石不到。(12)许多学者即以此为依据，断定19世纪(甚至整个清代前中期)松江水稻平均亩产量在2石或者2石以下。但是此说是否符合实际，尚需检讨。 首先，我们应当注意到，在第一段文字中的“昔时”和“近来”具体是何时，姜皋并未明说。文中说得比较明确的时间，是自道光三年到道光十三年的十年。(13)从两段文字以及其他史料来看，(14)上述“近来”指的应当是这十年中相对而言比较正常的年份，而“昔时”则为道光三年以前的时期。而在1823—1833年这十年又包括相对比较正常的年份和遭灾严重的年份。因此，姜皋所言实际上包括了三种不同的年份，华娄地区的水稻亩产量在这三种年份有颇大差异，因此不能混为一谈。 其次，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自明末以来，苏松一带的田租，有名义地租(“虚额”)和实际地租(“实租”)之分。在正常的情况下，交租“例以八折算之”，亦即实际地租为名义地租的80％。(15)至于在灾年，则实际交租通常更少。(16)姜皋在上引文字中说“一石还租”，如果是实际地租，则名义地租应为1.25石，而亩产量则应为2.5石；如果是名义地租，则实际地租为0.8石，亩产量为2石；两者相差达25％之多。这个差别颇大，不能忽视。但姜皋在上述文字中却未就此做出说明，以致我们难以据地租推求亩产量。 再次，姜皋说“上丰之岁，富农之田，近来每亩不过二石有零，则一石还租，一石去工本，所余无几，实不足以支持一切”。据此，如果不是“上丰之岁，富农之田”，就没有什么剩余了。然而，除了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佃农交租之后，通常不至于“所余无几，实不足以支持一切”，否则社会再生产就无法进行了。早在明末，顾炎武在讨论苏、松二府赋重时说：“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17)到了清代后期光绪时，松江府川沙厅的地方志则说：“民间终岁勤劳，每亩所收除完纳钱漕外，丰年亦不过仅余数斗。”(18)这两条材料都说得很清楚：佃农在完租并除去工本之后，每亩水稻总有几斗米的剩余。即使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受破坏最严重的苏州地区，战争结束后，生产尚未恢复到战争之前的水平，但佃农在完租并除去工本之后，每亩水稻也还有2斗余的剩余。(19)可见在明清时期的苏松一带，除在非常特殊情况下，每亩水稻在扣除地租和生产开支外，总有几斗米的剩余。(20)也正是因为如此，在1823—1833年，尽管遭受水灾及其后遗症的严重影响，赋税及各种费用也都未减少，但佃农仍尚未“相率而竭蹶不遑也”，(40)亦即农民生产与生活尚能够维持下去，还不至“所余无几，实不足以支持一切”。因此，姜皋在上面文字中所说的情况显然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