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空间与城市的发展

——以上海为例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松弟,男,复旦大学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云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本文提出城市的“经济空间”这一概念,并以上海为例,对此作了说明。明清以来上海的经济空间经历了三个变化阶段,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论述了经济空间三个层次的彼此关系,以及经济空间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重要意义。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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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07)05-0057-09

      笔者在研究港口城市及其腹地时感到,我国城市的发展,受到多重区域的影响,由此需要提出“经济空间”这一概念,用来表达以考虑中心城市的发展为首要目的,着重考察区域经济联系的主要方向的中心城市和相关区域结成的空间结构。因此,它不同于通常所说的经济地域的各个系统,如“经济区”、“经济带”、“城市带”、“城市地域系统”、“地缘经济系统”等。

      “经济空间”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位于中心城市背后的区域即经济腹地,它是城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重要供应者,并是为城市的进出口贸易提供出口物资、消费进口物资的主要区域,在金融、技术、信息和人员往来等方面也与城市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依据与中心城市的空间距离,可以将之称为内层经济圈。第二个层次是在中心城市的腹地之外,与该城市发生较多经济往来的另外一些城市以及它们的腹地,可以称之为外层经济圈。第三个层次是与中心城市发生贸易往来的国家与海外地区,我们不妨称之为海外市场。本文试图以上海为例,对“经济空间”的概念予以初步的解释,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本文讨论经济空间,将从分析经由中心城市进出、覆盖国内外两大市场的出口货物的主要来源地区与进口货物的主要销售地区入手。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言,无论是近代还是现代,只有货畅其流,城市的商业和贸易才会繁荣;只有货畅其流,本地的产品大有销路,工业才会发展;只有货畅其流,城市经济的其他方面才会同时繁荣。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首先体现在进出口驱动下的贸易方面,而工业的发展则要晚得多。上海同样如此。上海近代走的是以港兴商、以商兴市的发展道路,繁荣的进出口贸易是上海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作为中心城市的上海,和经由其输出入货物的广大的腹地以及其他贸易区域,在经济上保持着互动的关系,上海的发展同样对与其发生贸易关系的区域产生重要的影响。上海的经济空间,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城市的贸易范围。

      明清以降,直到1949年,上海的经济空间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对上海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一、明和清前期上海的经济空间

      唐中叶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到上海所在的长江三角洲,明清沿袭这样的格局。清人称:“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约其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根本也。”[1](均赋)长江三角洲不仅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和商品的主要供应地,生活水平在全国也居前例。明人称:“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江南……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2](百工纪,P67-70)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中心和贸易中心长期以来是苏州、杭州。苏州尤为繁盛,人们称“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3](P194)

      苏州、杭州的繁盛,建立在发达的区域经济和国内贸易的基础上。明中后期,长江三角洲的市场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养蚕织丝、种棉织布在区域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多为商品性生产,粮食种植面积相对缩减,此二者刺激了长途贸易和区域商业的发展。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的中心,西滨太湖,东接大运河;杭州位于长江三角洲平原的南部,为大运河的南端起点。便捷的水路交通将苏州、杭州与大小不等的江南市镇联在一起,形成以苏州、杭州为中心的市场网络,并延展到全国。

      在长江三角洲,上海立县并不早,唐宋尚属于华亭县,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建立上海县,先属松江府,中间几年改属嘉兴路,以后一直属于松江府。[4]但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上海在长江三角洲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县城,它夹于苏州、杭州两大经济中心之间,苏杭之间的水路交通和贯穿我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都不经过上海,因而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的交通体系中并不占有优越的位置。从区位上看,上海拥有襟江靠海的地理位置,可以作为长江三角洲的出海口。然而,明前期以“防倭寇”为由,严格限制私人对外贸易,仅仅通过市舶司保持规模有限的官方贸易,而明代设于长江三角洲的市舶司,除洪武初曾短暂设于太仓州的黄渡(在今上海市嘉定区)以外,都设在宁波,上海不再是官方许可的贸易港。明后期,私人海上贸易冲破政府禁令而起,长江以南的私人贸易港大多分布在岛屿林立、港湾曲折的宁波、舟山沿海,宁波以南的双屿港一度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贸易港,上海附近的私人贸易港并不多。[5]在这种背景下,拥有襟江带海之利的上海并未发挥长江三角洲门户的地理优势,上海港的地位也远不如宁波港。

      不可否认,晚明清初以上海县城为主的松江府一带是全国最重要的土布贸易中心,上海出产的土布销行于秦晋京边、湖广、江西、两广等地。[6](食货五)然而,上海土布的销售范围缺乏地域上的相连,并非地理学意义上的经济腹地,而主要依靠上海县城吐纳商品的腹地,估计仍局限在县内以及邻县的某些相邻地方。上海的内层经济圈如此狭小,更不用说外层经济圈和海外市场了。即使市场经济的发育水平,今上海境内也不如苏州。明万历三十三年所编《嘉定县志》将位于今上海辖境且比较靠近苏州的嘉定和苏州进行对比:“苏州当江淮岭海,楚蜀之走集,其人浮游逐末,奇技淫巧之所出也。嘉定濒海而处,四方宾客商贾之所不至,民生鲜见外事,犹有淳朴之风焉。”[7]

      二、清康熙以后上海的经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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