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成因的研究是从分析灾民的生活状况开始的，迄今为止也一直围绕着灾民生活状况而进行。灾害发生后，农民一般可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抗灾救荒，但农业社会固有的特征使灾荒的发生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当灾民社会中出现群体性的粮食供应不足问题时，饥荒随之蔓延扩展，灾民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粮食不足的根源可能是粮食产量下降后导致的粮食供应贫乏，也可能是社会制度缺陷所导致的粮食分配不均。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灾荒研究者大多认为粮食生产不足为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即解释灾荒成因的“粮食短缺论”。20世纪80年代，剑桥学者阿马蒂亚·森教授详细研究了1940年代以来印度、孟加拉、撒哈拉等国家和地区发生的许多灾难性的大饥荒后，发现制度性因素在灾荒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因素有社会经济结构、交换方式及分配方式——尤其是人们获得粮食的各种方式。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期间粮食存储量有余而大部分人则无以为食，1974年孟加拉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增长13%，但同样发生了饥荒，因此森对传统的“粮食短缺论”提出了挑战。森的研究结论使得人们把对饥荒原因解释的注意力从粮食的生产与供给数量方面转移到获得粮食的方式及其决定因素方面，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有关饥荒成因解释的经济理论。 粮食供应论和森的食物获取能力论（姑且如此称之）实际并不矛盾，只不过侧重点不同而已。如果综合考察历史灾荒的话即可发现粮食供应不足和灾民获取粮食能力的不足往往交叉发生作用，导致饥荒流行。粮食供应状况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粮食生产水平的高低，二是灾害的严重程度。在较高的生产水平下，农民可以获得较高的粮食产量解决温饱问题；在一般灾情状态下农民可以通过防灾抗灾获得一定的粮食产量并维持生存。灾民获取食物的能力也可归纳为两种类型：一是灾民生产粮食的自留量大小，二是政府和社会团体对灾民的救济程度。在较低的剥削率条件下农民可以有充足的自留食品维持生计；在国家有效的救荒济民措施保障下农民也能得到一定的粮食救济，无后顾之忧。由于这四个因素对灾民的生活都有不同的影响，因而一个地区受灾后灾荒的发展状况与这四个因素也存在密切的关系。 一、灾荒发生的气候背景和地理条件 农业的发展受制于多种自然因素，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影响到农业生产的产量水平，气候适宜的地区容易丰产丰收，反之则入不敷出，它主要以阴晴冷热、风雨雪霜等形式表现出来，形成水旱风雹等各种灾害危害农业生产。而瘟疫、病虫害等生物性灾害在其成灾过程中也受气候因素的直接影响，因此气候因素在农业生产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地理环境决定了农业生产的类型，即所谓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形的开阔与否、地势的高低程度以及土壤的肥瘠状况直接导源于此，可以说地理状况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先决条件。古今中外能够获得这两大因素之利的地区或国家寥寥无几，而遭受其危害的则比比皆是。或受制于地理，或受制于气候，或受制于气候和地理，因而形成了类型各异的灾害区域，中国的水旱灾害、美国的风灾、欧洲国家的水灾和雹灾等等，都是典型的区域灾害类型。这些灾害发生后最易导致饥荒的发生，轻则经济受损，重则社会动荡，甚至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的灾害发生背景可以用灾害带理论来解释。该理论认为，地球上存在几个灾害多发区域，这些地区彼此相连呈带状分布。世界上最明显的灾害带为环太平洋灾害带和北纬35灾害带，而中国就位于这两大灾害带的交叉地区，因此各种灾害频繁发生。除水灾、旱灾、蝗灾几种主要灾害外，风灾、雹灾、雪灾、霜灾、低温、冻害、一系列的病虫害、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等等灾害种类也时常发生，为害一方，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直至现在，灾害问题依然是威胁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中国的地形呈阶梯分布，自西向东海拔逐渐降低并形成十分明显的三级台阶地形特征，因此中国大陆在地理上可以划分为西部高原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同时在南北方向上中国又被长江一分为二，即江南地区和北方地区。自然地理方面的差异在灾害发生演变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中国的灾害区划专家们基本一致地认为中国的自然灾害存在区域分异规律，即南北方向的分异和东西方向的分异。王静爱等研究后认为中国自然灾害在空间分布方面存在东西向分异和南北向分异，东西分异以胡焕庸线为界，南北分异以秦淮线为界，但东西向的分异程度大于南北向的灾害分异。 由于中国的西部地区即胡线以西地区历来都是经济落后地区，有关灾害的记载也很稀少，因此东部地区的灾害成为中国灾害问题的研究重点。东部地区也是汉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各种灾害发生后容易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因此中国历史上的重灾区和灾害多发区都集中在这里。 秦淮线在中国地理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秦淮线与中国大陆800毫米等降雨线相一致，北部地区年降雨量少，气候特征以干旱为主，农业生产中小麦为主要农作物；南方地区降雨量大，且许多地方超过1000毫米，在排水不畅的情况下经常发生洪水灾害，农业生产以稻作为主。另一方面秦淮线也是中国灾害区域分异的重要界线，北部地区是旱灾多发区，南部地区则以水灾为主。因此，中国历史上北方农业是在与干旱灾害不断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南方农业之所以后来居上也是与水灾的防治紧密相关。 欧洲农业虽然也时常遭受自然灾害的侵害，但因其自然地理方面的优越性灾害发生并非十分频繁，农业灾荒对社会的影响也没有中国那样严重。 欧洲地形以半岛和岛屿为特征，海岸地带犬牙交错，各地距海平均距离为210英里，其中低于这个距离的占全欧洲面积的62%，因此欧洲各地受海洋的影响比较大，很多地方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在南北方向上欧洲也没有中国那样明显的地区差异，冬季南北向温度的差别非常微小。欧洲北部卑尔根的1月份平均温度同位于它的南部达800英里的巴黎的温度几乎相同（分别为华氏34度和37度）。在东西方向上，愈往东愈是深入内陆，气候变化愈明显，海洋性气候逐渐为内陆气候所取代，冬季寒冷而夏季酷热。位于卑尔根东面1000英里的列宁格勒在纬度上与卑尔根相同，但1月份温度却较之低华氏16度；气温的季节性差异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西海岸与山地之间特别剧烈，在冬季甚至100英里范围内山地的温度也会彼此相差30度（华氏）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