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07)05-0131-05 一般认为，资本市场的萌芽和产生是以下三个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社会化大生产状况和信用制度的成熟程度。当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已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个人资本的有限性与市场对资本需求不断扩大的矛盾日益尖锐时，客观上需要一种新的筹资手段来适应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有更大的市场和更大规模的生产，而这又必然反过来对企业的资本规模、交易成本和风险抵抗能力提出新的要求，最终引起企业制度的变革；同时当信用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证券信用得以产生，最终萌生资本市场。 对世界资本市场演化历程的考察可知，在14～16世纪，中国和欧洲都基本符合上述条件。此前，唐宋时期的中国是世界的经济中心，元明两代仍在世界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工场手工业规模、航海技术成就，还是私有产权制度确立等方面，中国与欧洲都基本处于同一层次，在某些方面，中国甚至远胜欧洲一筹。相反，此前的欧洲却是死水一潭：天主教教义、国王的神权、庄园主的统治，教会行使世俗的权力以及一出生就沦为农奴的社会制度等都不利于工业化社会的建立[1](P29-36)。然而，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不长的时间，欧洲从此焕发了生机，日趋繁荣，孕育了在近现代经济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资本市场，并逐步发展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而当时经济同样发达，且具有悠久文明史的中国非但没有产生资本市场，反而日渐衰落。几乎同样的经济基础，几乎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形式上几乎同样的外部环境，为什么会有如此迥异的结果呢？ 一、14～16世纪中欧经济比较 资本市场本质上是一个产权交易的场所，因此，资本市场的产生与发展就必然与产权制度发生联系。在诸多影响因素中，产权制度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本文试对14～16世纪中欧经济进行比较（这一时期，在中国大体处于元代和明代存续期间。元代存续时间较短，而且相当长的时间处于战争和动荡状态，而明代是中国与欧洲在经济上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朝代，故本文主要选取明代经济发展状况和当时的欧洲进行比较分析）。 1.农业发展状况。理论上，农业不仅为工业提供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为工业发展提供国内市场和大批产业工人。农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工业革命和工业化。从当时的农业状况来看，中欧农业水平大体相当，且都体现了下列特点：一是劳动生产率有较大的提高。13～14世纪西欧中等农户每年大约产粮2200公斤，到了15～16世纪则达到4800公斤，劳动生产率提高近1倍以上[2](P215-216)。同期的明代农业发展也较快，耕地面积明显扩大，农作物产量显著提高。1381年全国征收粮食26105251石，到1393年增至32789800石，12年间增加了600多万石[3](P110-115)。二是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农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副手工业生产，从而大大加快了工商业的发展。三是封建人身关系松动。农民和手工业者与封建领主（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也对社会生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手工业发展状况。手工业是近代工业的前奏，它的发展对于早期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兴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4～16世纪，中欧手工业都表现出如下特点：其一是整个手工业产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在欧洲，佛罗伦萨出现了200多家毛纺工场，每家年产量约为300～400匹，纺织业工人达3万余人，且从14～16世纪初一直如此，而英国的毛纺工场规模更大[2](P221-223)。同期的明代，作为家庭副业的纺织业也有较大发展，1385年前，明政府仅用于赏赐军衣的棉布每年就达100万匹左右，1419年，明政府共征收120.69万匹，可见全国产量之多[3](P110-115)。其二是工场规模较大。英国纽伯利城的数个家族的呢绒工场雇工均在千人以上，此外，欧洲其他各国的纺织业、造船、印刷、制革、玻璃制造、采矿、冶炼业都很发达[2](P221-223)。同期中国的制瓷业和冶铁业也出现大规模生产的态势。永乐宣德年间(1426～1435)仅在景德镇一地，官窑就由洪武年间的20座发展到58座，宣德八年（1433年）政府向景德镇官窑一次派造就达44.35万件[3](P142-144)。1403～1434年仅民办冶铁的产量就由120万斤增至830万斤[3](P115-118)。其三是技术不断改进。中欧两地都有一些技术革新，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3.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的发展状况。首先，商品经济日趋发达，封建经济开始动摇。在欧洲，早在13～14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城邦城市各种商业关系的发展已接近发生质变的临界点[4](P167-169)。中国明代中后期，封建生产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农业雇工的涌现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都意味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始动摇[1](P148-150)。其次，商业资本活跃，商人开始直接支配生产。在欧洲，资本主义进入手工业部门的突破口就是将手工业者兼具的生产职能和商业职能分开，也就是将商业的职能从手工业者手中剥夺过来，再由某些人将商业职能予以垄断，使得生产者最后依附于这些垄断了商业职能的人，这样就将商品交换关系演化成商人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的关系。在中国明代，商业资本也十分活跃。全国各地有许多资本雄厚的商人和商业集团，如徽商、晋商、江右商等[3](P144-146)。最后，金融体系逐步改革，商业技巧不断创新。在欧洲，钱币业从商品流通中独立出来，成为日后金融业的先驱，威尼斯创立的第一批银行正是从里亚尔托的货币兑换商品账桌上发展起来的[4](P168)。在中国，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明太祖曾着手统一货币，明中期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实行徭役征银，对货币地租的产生和部分农作物的商品化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3](P139-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