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是社会化分工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后，特别是经历了第一、二次及第三次产业革命后，形成了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以及更多新的产业群。人类社会经济这一演化进程对西方先发国家而言，经历了一个发轫于社会内部的漫长变迁过程；而对于近现代中国而言，则经历了一个“后发外生”的激变过程。因为中国社会内部缺乏自发产生工业文明的主体，现代产业的形成是在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实力侵略的特殊背景下才开始引入近代化的产业部门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一个孱弱的近代形态的产业结构才逐渐形成。在这一进程中，产业结构及其演变对经济发展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引起了民国时期一些进步思想家的热情关注和理性思考，他们对此提出了许多具有强烈时代特色的种种思想主张，构成了民国时期灿烂纷呈的产业结构思想。 目前学术界关于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研究已取得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是借鉴现代产业经济学理论，从产业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民国时期思想家关于产业结构的构成、产业结构内各产业之间的关系、产业结构的调整等思想遗产的分析探讨还不尽充分。本文拟从现代产业经济学理论、方法运用与经济思想史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出发，对民国时期的产业结构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和评价，以期拓展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和丰富中国产业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 一、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变迁的阶段分期 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演变的实践过程是在一个农村居民占社会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典型传统农业国中进行的，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思想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而不断发展，也是伴随着民国时期关于中西文化、现代化道路的大论战而不断丰富的。本文基于此将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演进细分为三个阶段，见表1。 （一）民国初期(1912-1930)的产业结构思想 这一阶段的产业结构思想可分为两个阶段，其分水岭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从19世纪中期至清末民初，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依仗船坚炮利，轰开了封建主义中国的大门。在国家陷于危难之际，一些爱国的进步思想家和实业家相继提出了“实业”概念及基于该概念的相关思想主张。孙中山提出“实业计划”，指出“中国存亡之关键”在“实业发展之一事”①。张謇提出“实业救国”，其“实业救国”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主张将当时的中国由封建的农业社会转变成现代的工业社会，效仿西方国家推进工业革命，提高国家实力，以改变中国屡遭外侮的局面。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对各产业发展均十分关注，政府颁布了若干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 然而一战结束后，列强卷土重来，中国经济迅速由“繁荣”转入萧条，及至1920-1921年陷入工业恐慌时代，大批民族工业面临倒闭的危机。②在此背景下，中国思想界发起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第一次大论战，即到底应“以农立国”还是应“以工立国”才能发展中国经济。其中，持“以农立国”论者主要是章士钊和董时进；持“以工立国”论者主要是恽代英、杨杏佛和梁漱溟，论战的“主战场”是上海《申报》。 论战提出者是持“以农立国”论的章士钊，他一直在宣扬其“农村立国之义”。1923年8月12日上海《新闻报》刊登了章士钊的《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一文，文中宣称“吾国当确定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主张重建正在逐渐瓦解的农本社会，不必趋重工业，以免面临欧美经济危机时的经济混乱局面。章氏的言论引起强烈反响，1923年10月25日《申报》发表了董时进的《论中国不宜工业化》。为支持章氏观点，董时进提出了五点根据：其一，工业国原料、食物取给于农业国，因此农业国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而工业国不能离农业国而存在。其二，农业生产有漫长的周期，故见效迟，而工业生产见效速。在这种“农国求过于供，工国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中国不宜再搞工业化。其三，工业国需要夺取海外市场，以中国之力无法与列强在海外争夺。其四，中国工业化的瓶颈是资金，而若向外国借资，其危害极大。其五，农业国和工业国各有利弊。农业国的优点在于能使农业经营者拥有一份独立稳定的生活，弱点在于农业收益较低，但正是这一弱点将使得国民收入处于较均衡的状态，故此短正是其所长。工业国情况正好与之相反，十分糟糕。董时进强调中国有着长远的农业经营历史，广袤的农村土地和勤劳善良的农民，这正是中国以农立国的根本。
1923年10月28日，杨杏佛发表《中国能长为农国乎》一文认为中国农业与工业均不可偏废。如果单纯以农业为主导产业，将会产生仅以原料提供外国，而所有其他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都将依赖外国的状况；如果仅以工业为主导产业，将会产生人民生活所需的基本食物依赖外国的状况。他主张工业与农业应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杨杏佛的观点极具辩证法。杨明斋在《评（农国辨）》一文中对章士钊的基本观点逐一进行批驳，着重阐述了“五千年的历史循环在今大变动中之所以然是由于农化为工”③这一基本命题。恽代英的观点较为激进，他在1923年10月30日《申报》发表的《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一文中，主张中国应成为工业国。他反驳了董时进的相关观点：其一，农业国并不是可以完全不依赖工业国而独立，因为农产品的加工技术都将依赖于工业国。其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外资进入中国已成事实，害怕外资纠葛不如面对之。其三，中国现实中没有出现农业国的世外桃源景象，有的只是农村经济在内外因素作用下的日渐凋敝和起伏不平。恽代英强调中国惟有工业化才能在世界强国之林生存乃至发展下去。这次争辩之后，双方又进行了几个回合的反击和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