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7)03-0077-07 以陶希圣、鞠清远、武仙卿、曾謇（曾资生）、连士升、何兹全等人为代表的食货派，崛起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针对社会史论战陷入理论之争的弊病，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为第一次中国经济史研究高潮中的一股重要力量。①因食货派所定的任务是重在史料的搜集，学术界一度目之为忽视方法论的单纯的史料搜集技术人员，加以贬低。解放后又因食货派的创始人陶希圣及主要成员的政治问题，对食货派的学术价值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近年来，探讨食货派的文章日益增多，但主要集中于食货派的史料搜集和中国经济史领域的开拓方面②，未能对食货派的治史方法进行认真探讨。事实上，早在1934年11月14日陶希圣就撰有《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方法》一文，与《（食货半月刊）宣言》一起刊载于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1936年连士升和陶希圣又分别发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方法和资料》和《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方法和观点》，探讨了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问题，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③他们注重从经济史学科自身特点上探讨研究方法，从而获致了独特的方法论视角。食货派在经济史方法探讨方面身体力行，除在《食货》半月刊上发表大量经济史文章外，还有较具规模的经济史著作，如陶希圣、鞠清远的《唐代经济史》，陶希圣、武仙卿的《南北朝经济史》、鞠清远的《唐宋官私工业》、《刘晏评传》（附年谱）、《唐代财政史》等。鉴于目前现有成果较少论及食货派的治史方法，本文拟集中论述食货派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这不仅为正确认识食货派所必须，同时，也可深化对整个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认识。 一、主张从问题入手、广搜史料和寻绎结论 在食货派看来，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研究者们最大的毛病，“是把方法当结论”，“各人既有了结论在心里，只有向书籍里去找印证，不必广搜材料。”④为避免瞎引外国的方法和结论，陷入公式主义，食货派认为非得从问题入手不可。陶希圣、武仙卿拟撰《南北朝经济史》时，非常注意自己的问题意识。他们指出：一般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人们，总把秦汉至满清划成一个段落，以为此间的中国社会经济差不多完全没有什么变动。而他们认为“东汉以后，中唐以前，无论在经济、社会、政治、思想上都自成一段落，与以前的秦汉及以后的宋明，各有不同之点。最重要的特征是大族与教会的经济特权及政治特权。”虽然“中国经济史本是未开的生地。‘斩之蓬藿荆棘，’是件最苦最难收效的事情。”⑤他们却因独有的问题视角，在广搜南北朝经济史料的基础上，“发见东汉中唐以前的中国社会自有它的特点，可以自成一个段落”。⑥而何兹全撰写《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一文，是因为“讲中国佛教的只讲到思想问题、宗教问题，从没有人讲到寺院”⑦。他从佛教寺院入手，关注寺院经济，开辟了这一新领域。武仙卿则在《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转变》一文中抓住“魏晋为中国史由奴隶制转入封建制的时代，南北朝为中国史之封建主义下的庄园经济时代”⑧这一关键问题深入探讨，指出魏晋时代社会的变迁，在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曾謇的《中国古代社会》（上）一书研究古代的政治宗教和思想时，“首先就去研究古代经济的发展与人类家族的结构，从这些关系里面去探求古代的政治宗教思想的起源及其演变”。缘此问题意识他在中国宗法制度方面获致诸多创见。⑨由上可见，食货派学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问题着力点各有不同，但主张从问题入手，突出问题意识，却是他们的共识。但是，他们的问题意识主要来自对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的认识，很少关注基层社会，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问题视域不免狭窄。他们对东汉至中唐时期土地、赋税、人身依附关系等具体经济现象的考察，实际上大多是旨在阐发学派的魏晋封建社会说而已。 与许多人在有限的材料中作诡辩的论争不同，食货派认为经济史研究不仅要从问题入手，同时还应该不“预有成见”的广搜史料。食货派不赞成利用省事的现成的《食货志》、《通典》、《通考》等书中录出来的史料，“来抽索自己所需要的社会或经济变化的根据”⑩；认为史料的搜集，“以详尽为主，兼收并蓄，细大不捐”，它应包括二十四史、十通、方志、文集、档案、帐簿、古籍和钱币等。(11)另外，他们还主张到社会生活中去搜集经济史料。陶希圣说：“社会的生活处处都是经济史的理论和材料。书只是一小部分的历史遗迹，绝比不上一个都市一个村落的富于教训。”(12)他本人就曾利用1935年4月初的春假到济南、青岛游玩的机会，作了一次经济社会的调查，撰成《鲁游追忆》一文发表在《食货》半月刊第2卷第1期上，引起了经济社会史家的极大关注。与滥用理论，轻视史料的研究者截然不同，食货派在史籍中钩沉出大量新材料来充实研究的内容，其经济史研究以史料丰富见长。如鞠清远的《两晋南北朝的客、门生、故吏、义附、部曲》一文，因资料丰富，论证全面，陶希圣提醒“大家注意鞠清远先生这篇论文”，“这篇论文已经搜集可搜的材料的大部了”(13)。此外，陶希圣曾撰文盛赞鞠清远的《唐宋元寺领庄园研究》和何兹全的《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二文，认为他们对“中古时期教会财产及权威的叙述，可以算得最有特色。”“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论文渐渐注重到史料。”(14)食货派的史学研究不尚空谈，注意史料的搜集。但由于不具备全面搜集史料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条件，他们只是就正史、地方志及文集等各种成书进行搜集，并没有把档案、文书等列为搜集的对象。陶希圣认为，“这没有物质能力的集合和刊物，还难有多方面的搜求”。“仍然没打算把档案列在工作以内”。(15)食货派提出了搜集经济史料的范围，却未能持续下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汤象龙等人却在整理清朝故宫档案的经济史资料方面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值得注意的是，食货派不“预有成见”地去搜集材料的时候，常犯两个毛病：一是把史料割裂得太碎，发生歪曲其本质的危险。如他们为了迁就学派构建的魏晋封建说，即有曲解史实之处。皮伦在《评陶希圣、武仙卿著南北朝经济史》中指出“这本书在中国经济史上，固然有它的贡献，但亦有可供批评或商榷的地方。这以第五章关于南北朝货币问题的论述为尤甚”。“作者因为要做到他的翻案文章，便不惜曲解史实，故意大大减轻当时钱币停止使用的史料的重要性，结果自然要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16)袁永一评论《唐代经济史》时亦认为，全书“每段都有精彩，且于材料之解释，颇多发明”，尤其是“关于唐代租庸调与两税制的内容，作者见解颇为新颖，有它独到的地方”，但多处“诠释似颇牵强”，而且有史料“全然遗漏”之处。(17)二是搜集材料不从一个中心的问题出发，联系各方面，而是无目的地，部分地，不加解释地，随见随录，与未经整理无异。杜若遗认为鞠清远《汉代官府手工业》一文即犯有此病，鞠先生搜集了许多关于汉代官府手工业的分类，工厂的规模与分工，设厂地点，工人等项的材料。“而不引用理论和他种事实加以解释和比照，虽见谨慎，可是也显得太无成见了。”(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