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7)03-0040-06 清末铁路就性质而言，笼统区分有官办、商办之别。单就商办而论，又可细化为绅领商办与完全商办。目前学界对官办铁路的弊端多有指斥，而对商办铁路中的百弊之源“绅领”则少有直击。有限的研究多是着意于认同绅士在路权收回方面的成绩，至于经营，则主要是强调集股。有鉴于此，笔者拟对绅领问题做专题分析，以推动该领域的研究走向深入。 一、常态现象 清制以地方士绅辅佐政治，县以下不设官，以士绅治理。清政府为稳固政权，竭力维护士绅的权力地位，士绅阶级为长期保有其既得利益，亦实力支持清政府。在通常的情况下，地方官到任后首先要拜访士绅，官权必须有绅权的合作才能巩固。①(p377)士绅的特点如下：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多数有较为富足的经济生活，有相当强的凝聚力，是传统文化的承担者，亦是社会现状的维护者，思想保守。②(p465)总之，士绅阶级是晚清中国万万不可轻忽的，其对地方影响至大。有文称：“绅士者固一乡所仰望，而钦慕者也，或承先祖之荣名，或经本身之仕宦，其见闻既广，其识解亦超，言也而人皆从，行也而人皆服，其所居之地方，无论有何兴作，有何设施，一经绅士之提倡，则咄喈立办，是绅士之权力，较官家之权力，犹有大焉者矣。”③太平天国战后，士绅人数增加了约32%，权力得到扩张，原来形成的官治与民治权力结构的平衡局面被打破，随着士绅扩大政治参与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双方关系出现裂痕④(p126)。 清末立宪时期，绅权因立宪而更加发达⑤。如1909年各省进行第一届谘议局议员的正式选举，结果“很多当选者年纪在40-50岁间，而绅士占大多数”，“清末的地方自治实际是绅士之治”⑥(p448，449)，当时几可谓是“绅之时代”。但清廷的限制又使之十分不满，⑦士绅与清政府的关系濒临破裂，且日趋严重。这使得邮传部这一职能部门在推行地方事务中困难重重，其中苏杭甬铁路问题乃集中之体现。当时浙绅权力发达，“意气激昂”，“不可一世”⑧ (p215-217)。江苏绅士类之，他们反对借款，“对清室中央政府颇不服从”。按照合同，应聘英籍工程师一人，江苏方面尽量拖延，邮传部所派之总办及总工程师，虽已至上海，但未允其办事。总工程师一直坐冷板凳，至宣统二年五月尚未接办沪杭甬路事。英使至感愤恨，谓“合同岂可任凭一省莠民公然违弃达二年有余”。⑨ (p347-349)于此可知，绅权之强及其对邮传部的影响力之大。杨度曾说：“大部外当各国之冲，内有绅民之请，”“事处两难”，⑩(p517)就是这种情形之真实反映。 就商办铁路总体而言，清末利权回收运动风起云涌，商办铁路公司亦纷纷成立。这些公司的创议者乃至于后来各公司的总理、协理及总办等，绅士占有相当比例。如1903年创设的同蒲铁路公司之李廷飏等，1904年创办的湖南全省枝路有限公司之龙湛霖、王先谦，1905年创办的滇蜀铁路公司之陈荣昌、罗瑞图，同年创设的安徽全省铁路有限公司之吕佩芬等，1906年创立的广东全省粤汉铁路总公司之广州总商会九善堂等，1907年创设的河南铁路公司之王安澜等，其他则由在职的官员或已解职的官僚担任。(11)(p1147-1148)绅士掌控铁路公司，在清末是一个普遍现象。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的是，有些绅士本身就是铁路股东。如湖北铁路股份的认购者，“几位手面并不阔绰的绅士，承担了巨额股份”。(12) (p103)广西铁路股份中，以思恩府为例，宣统元年间，绅商或绅股约占总股数的92%。(13)四川铁路股东半为地主，其中有的就是绅士。(14) (p1335)而且，铁路租股的征收也是通过士绅完成的。(p379)四川总督“锡良为调和官绅意见计，乃于督办之下，由官绅各派总办一人。官总办以沈秉堃代理，绅总办由在籍绅董公推京官乔树柟担任。”(15)(p264)至于其他省份的铁路公司总协理，基本上都由在籍绅士、官绅或绅商担任。(16)(p389-390)商人“处于士绅的主导之下”，“绅士高于商人”。(17)(p283)杨文鼎在致盛宣怀函中道：“尤为难办者则以绅权太重，官吏久受制于绅士之下，由来已久”。(18)(p1995) 总体上看，绅权在清代不断扩张，并在清末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这在商办铁路上就有很好的体现。正如陈志让所道：“在办新政时期，他们（乡绅——笔者）增强了在地方的领导力量，也取得税收和支配税收的权力。省一级的地方绅士也因为办新政而增强了他们的职位和权力”(19)(p12)。绅士的思想认识也随着社会的演变，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以学堂为例，1892年郑观应称洋务学堂“世家子弟皆不屑就，恒招募篓人子弟及舆台贱役之子入充学生”。(20) (p589)而到了清末，“各省初办学堂……学生率皆取诸原业科举之士”。(21)(p197)至于绅商并论，是因为绅和商有合二为一的群体，但这只是一部分而已，且绅之趋商要少于商之趋绅。据张仲礼估计，19世纪士绅的收入来源中，有 17.6%来自商业活动，在士绅群体的全部收入来源中，次于土地与官职收入，居第三位。(22) (p197，194)绅士的主体性尚处于量变之中，“绅商之间仍是以绅为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