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讨论，①现在来看也可以说是物权关系问题的讨论，因为物权的基础和核心是所有权。由于当时主要是从自由买卖一个方面来考察的，忽略了分家过程中的家产继承方式也应该是判定所有权的重要标志；②加之当时主要从全社会的角度着眼，如同考察西欧近代工业化社会那样，忽略了自然经济时代的个体小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没有从家庭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无论是国家（或皇帝）所有制说还是私人所有制说，都没有抓住我国古代物权关系的基本特征——以个体小家庭为基本物权单位、以诸子“共有”为实质内容的家庭所有制形式。 为了使论述集中起见，本文不再谈自由买卖与所有权的关系，主要从分家过程中家产继承的角度作些分析。家产继承方式是自然形成的，有其自身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受朝代变更的影响不大，考察任何一个时期都可以揭示出通性的东西；本文从唐宋时期入手，主要是因为此前的资料太少，很多细节搞不清楚，资料相对多一些的唐宋就成了第一个可以进行具体考察的时期。 一、亲兄弟是家产的“共有”人 在有亲生儿子的家庭中，家产继承的传统方式是诸子平均析分。③与西欧、日本以及韩国的长子继承制不同，这种继承方式的前提不是家长（家督）一人所有制，而是一种以诸子“共有”为实质内容的家庭所有制：家产是家庭的财产，家庭中所有的同辈男子都是家产的所有者，但又都不是完整的唯一的所有者，所以不能把家产全部给了其中的某一个人，只能有两种选择——除了同居共财不分家，就是这种诸子平均析产方式。 亲兄弟析分家产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多次性析分，即父母在世的时候儿子们随着结婚而陆续分财异居，但每个儿子所分得的数量略小于其应该分得的平均数，到父母年迈或去世以后再分一次，最后分清；再就是一次性继承方式，父母在世的时候不分家，父母去世后一次性分清。不论哪种方式，所析分的都是属于这个家庭的财产——家产，是从祖上传下来的；家庭中的每一代、每一个人都只是在特定的时间里享用这些家产，一旦有了下一代，等于有了新的继承人，又会重复父家庭的故事……属于家庭中个别成员的财产不纳入析分的范围，比如多次析分过程中子家庭在第一次析分之后的“私房续置之产，与众各无干预”，④带来的陪嫁奁产也“不在分限”。⑤在当事人的观念中，哪些是家庭所有的，哪些是个人的，⑥界限很清楚。 这种家庭所有制下的诸子“共有”，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所有制形式，与西方物权理论上说的“共同共有”不完全一样。西方近代的物权理论起源于古罗马法和日耳曼法，在最初的古代社会中，日耳曼人的物权法具有典型性，因为它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不像古罗马法那样以商品经济为基础。日耳曼物权法的基本特征在于，个人的财产所有权都不是单纯的，通常表现为“共同共有”的形式；而且“共同共有”人之间有“身份关系”，即由血缘或姻缘产生的权利和义务，所以表现为亲属团体（家族或家庭）成员“共同共有”的所有制形式。就这个基本特征来看，中国与日耳曼的情况很相似，但又有一个关键性的区别：在日耳曼人的这种亲属“共同共有”形式中，每个个人都不清楚自己应该享有的份额，⑦所以无法拿走自己的那一份，脱开“共同共有”关系团体而独立生存；在我国古代的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下，亲兄弟中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平均原则推算出自己的份额（比例），可以分财异居，另立户头。 家庭所有与家族所有也不一样，是家庭成员的“共有”，家产的所有权可以通过分家过程分解到家庭中的每个同辈男子身上；家族的财产则是“公有”，完全以家族为基本物权单位的所有制，家族成员只是共同享受族产的利益，与族产的所有权无关；族产一代一代整体性传继使用，看不到具体的代际传继过程。家族的财产与各个小家庭的财产是严格分开的，家族只是在小家庭的财产继承和典卖的时候起监督作用，唐宋时期有一种“让邻”的习俗，田宅典卖法规定交易时要“先问房系，不买，问及四邻。其邻以东南为上，西北次之。上邻不买，遂问次邻。四邻俱不售，乃外招钱主”。⑧其实乡间的邻居和地邻大都是“房系”本家。官府处理户绝资产的时候也要让本家近亲优先购买。家族势力在这些特定情况下介入小家庭财产的转移过程，不是家族所有与家庭所有的混同，而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和观念：各个家庭的财产都是从祖上传下来的，若干年（代）以前属于同一个祖宗的家庭；现在要典卖尤其是出卖，也不能出这个圈子，应当继续在从那个祖宗的家庭中分析出来的各个小家庭之间周转。 所谓家庭所有是个体小家庭所有，与同居共财的大家庭的家庭所有也不同。同居共财大家庭剥夺了儿孙们潜在的个人所有权，与家族的财产相似，完全归大家庭所有了。值得注意的是，同居共财大家庭都竭力维系纯自然经济的生存状态，防止商品经济因素的进入，⑨因为自然经济状态下的收入和消费以“家庭”为计算单位，不容易分清每个人的情况；商品经济则以“个人”为计算单位，⑩收入与贡献彼此都看得很清楚，容易比较高下，从而产生是否合算的想法，产生离心因素。这也说明，自然经济时代的基本生产生活单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基本物权）单位都应该是个体小家庭，这种同居共财大家庭是被人为扩大的，与当时的生产生活大环境是不协调的。 亲兄弟们对家产共同的平等的所有权是我们今天的说法，在当时并没有物权、所有权之类的概念，法律上只是规定“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同居应分，不均平者，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11)在分家的具体过程中则体现为绝对平均的要求。平均，在唐末宋初的分家文书中称为“亭 （停）分”、“均亭（停）”或“亭（停）支”，罗列完毕所分开的家产之后常有这样的词句：“右件分割，……再三准折均亭，抛钩为定。更无曲受人情，偏藏活业”。(12)使用古老的抛钩即拈阄的方式，以示没有人情偏袒。分配完整田宅的时候很难做到平均，往往通过调整部分其它的财物来弥补，唐代张月光、张日兴兄弟的分家文书说，兄弟二人分开以后“又缘少多不等，更于日兴地上取白杨树两根”给了哥哥；(13)南宋的袁采嘱咐子孙说，分家的时候如果有不应该由所有的人均分、应该归其中几个人的财物（主要是那些由个别家庭成员做官或经商挣来的财物，即前面提到的“续置之产”），也要专门在阄书的最后写清楚，或者单独写一个“漏阄”作为附录，让大家都知道，“虽分析后，许应分人别求均分”(14)……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追求前提，就是亲兄弟们对家产平等的“共有”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