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代会常任制，是执政党党内民主政治制度的重大改革，究竟应当具备哪些条件？日前，我们对上海市金山区试点党代会常任制工作的吕巷、枫泾、朱泾、亭林等9个镇和卫生局的1516名基层党代表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并对上海市郊率先开展基层常任制试点的金山吕巷等镇、浙江椒江、四川雅安等地进行了实地访谈。 一、上海金山区党代会常任制的基本实践 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进行组织建设的一项重大政治设计和制度创新，党的八大决定实行党代会常任制。但由于历史原因，党代会常任制实践不久便搁浅。改革开放新时期，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呼声再度响起。1988年开始，全国5省的12个县（市、区）第一轮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和十六大召开之后全国第二轮常任制的试点有序展开。2003年3月，四川开启了以雅安市雨城区为代表的17个市、县、区的试点工作。浙江椒江区的试点工作现在扩展到了整个台州市。上世纪90年代，上海工业系统也先后在金山石化公司等53家企业中实行党代会常任制。上海金山区基层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正是在全国基层党内民主发展的大背景和区域特定民主底蕴下展开的。 上海金山区基层党代会常任制，经历了开展试点、逐步扩大、全面推进三个阶段。2000年1月，金山区在全市率先在干巷镇（现撤并为吕巷镇）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到目前，全区9镇全面试行党代会常任制。8年来，金山区基层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在探索实践中不断完善深化，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尤其是吕巷镇的先行试点工作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委组织部的充分肯定。其基本实践与探索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加强领导，健全组织机构。镇一级成立党代会常任制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工作办公室，负责常任制工作的具体实施及党代表的联络、组织和管理工作。同时围绕工作重点，成立了若干专题工作小组。二是明确职责，建立健全制度。一方面，制定《党员代表大会代表常任制试行条例》和相关实施办法，另一方面，相继探索建立了党代会年会制度、常任制工作小组活动制度、三级联系网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吕巷镇先后制定完善了《党委委员联系代表和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制度》、《党代表调研、视察、考察制度》、《党代表评议党委、政府职能部门制度》、《党代表列席党委会制度》、《党代表例会制度》等配套制度。金山区卫生局自2003年起就实行了代表巡视和提意见单制度，监督党委工作落实情况。三是创设活动载体，发挥党代表作用。主要有：围绕党委即将出台的重大决策和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组织代表视察和专题调研活动。2007年，吕巷镇党委组织了80多名党代表，分6个专题小组对新农村建设、民生工程、村级发展等情况进行了调研和视察；开展党代表评议活动。2007年，吕巷镇先后组织党代表对镇党的建设工作进行测评；邀请党代表列席党委会；组织党代表参与信访接待活动。四是落实保障措施，不断深化党代会常任制。金山区在试行常任制过程中，除了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外，还开辟代表质询和建议的“绿色通道”，加强教育培训，宣传党代会常任制，报道专题小组活动情况，落实经费保障，为党代会常任制工作开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物质基础。 金山区推进基层党代会常任制试行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新课题，如：部分基层代表参政议政意识不强，代表的能力素质参差不齐；党代表人数偏多；党代表和人大代表职责交叉导致职责模糊、提案雷同；区级党代表作用发挥还存在很多盲区等。特别是如何创新思维，探索新的方法和路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纵观各地党代会常任制试点的发展态势，从行政截面看，各地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经验上县（市、区）级层面实践总结得比较多，数量上乡镇一级为最多。从试点工作与地方社会发展的耦合性来考察，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社会推动型，经济社会先行发展促进党内民主。以浙江等沿海开放地区为代表；二是互动型，试点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如四川等内陆省份；三是党内民主先导型，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基层组织通过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推进社会各项事业加速发展。如陕西省等。 二、地方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浙江椒江、四川雅安实地考察以及上海市郊广泛调研，我们感受最深切的一点是，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代会常任制工作，“既十分重要又十分迫切”。必须站在把党建设成为“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战略高度，站在“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逻辑基点上，站在“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这个党内最根本制度的关节点上，去科学研究和全面认识党代会常任制实践。当前，如何从试点阶段过渡到推广阶段，有许多课题需要从更高的层面、全新的视角去认真审视。 一是试点路径依赖的悖论。纵观新中国五十年的地方常任制试点演进历程，可谓一波三折，波澜壮阔，但都有一个共性特征：几乎都是在中央精神的倡导下的地方组织的参与。中央的意图十分明显：发展基层党内民主，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党的组织原则决定了地方服从中央。对于地方组织来说，推进党代会常任制，就意味着“提升”党的代表大会的地位和作用，改变以往事实上的党代会从属于党委会、党委会从属于常委会、书记办公会，甚至权力集中到主要领导人的传统权力利益格局。因此，地方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政治胸襟、党性原则和认识水准，成了决定地方组织落实中央的初衷和常任制的价值目标的程度和深度。这不可避免的需要让渡党组织、负责同志的部分既定的权力甚至一些地方组织利益。椒江人一语道破天机：“党委领导对推行常任制的认识程度也就决定了改革的深度。”应然并不等同必然。地方党委领导人是否愿意给自己套上“紧箍咒”？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以及常任制试点难以向纵深推进，难以为继，一再证实，这是一条悖论。以地方党委领导人的态度作为主要依赖路径，是一些地方党代会常任制难以向纵深推进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