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但作为一项全局性的社会建设工程在我国是刚刚起步。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提供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一、社会基本矛盾处于对抗状态的社会很难构建和谐社会 所谓和谐社会，是指能够通过自身的制度体系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社会形态。和谐社会与非和谐社会的本质差别不在于社会矛盾的存在，而在于“社会制度体系自身”能否不断化解社会矛盾。党中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1]所谓社会矛盾的“化解”，一是指某些社会矛盾的消失；二是指社会矛盾的“对立”状态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并且不断地向着“缓解的方向”而不是向着激化的方向发展。如果社会矛盾处于对抗状态而又无法消除，则难以实现社会的和谐。 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都有追求和谐社会的理想，但是都难以付诸实践，更没有成为现实，根本原因是没有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那时人们能够实现的理想的社会状态是“社会稳定”。所谓“社会稳定”，是指整个社会基本上保持着统治集团所期望的社会秩序。在现代，社会秩序的要求一般都通过宪法、法律和法规加以规定。从显性状态看，就是不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性的对抗行为，特别是不发生危及国家政权的对抗行为。社会稳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但是“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不是一个层次的社会状态。就国家全局而论，社会状态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社会混乱（包括战乱、内乱、动荡等）、社会稳定、社会和谐。以往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对抗性质决定了它们可能达到社会稳定的状态，但无法达到“和谐社会”这种高层次的社会状态。历史上的所谓“盛世”不过是“稳定度”较高的社会稳定状态而已。 在社会矛盾体系中，基本矛盾居于主导地位。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基本矛盾具有对抗性质。相比较而言，资本主义制度比以往的社会制度更加文明进步。然而，它也无法消除基本矛盾的对抗性。最近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一直进行跟踪研究，结果发现：随着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大量集中，社会基本矛盾日益加深。它无力阻止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趋势，并且不自觉地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为新的社会诞生创造条件。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处于混乱与稳定相交织、相交替的状态中运行。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指出，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度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其对抗性的显性表现之一是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危机，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制度改良，但是无法阻止经济危机以突发型或滞涨型周期性发生。其对抗性的显性表现之二是群体之间的对抗性斗争，包括民族之间、阶级之间的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斗争的形式、规模、程度虽然时有变化，但是基于根本利益冲突的对抗性质从未改变，斗争也从未停止。 19世纪末，恩格斯注意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进步，包括“某些道德准则”的确立以及对抗方式的改变等。他在1845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经记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的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将近半个世纪后，1892年他在为该书写的“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指出，“大工业看起来也有了某些道德准则”。然而，这些“道德准则”的出发点是维护工厂主（特别是大工厂主）的利益。恩格斯指出，“工厂主靠着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拥资百万的工厂主有比在这些小算盘上浪费时间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另一方面，“企业规模愈大，雇用的工人愈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困难也就愈多……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鼓吹和平和协调了。”恩格斯的结论是，“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使资本加速积聚于少数人手中和消灭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不能维持下去的小竞争者的一种手段。”工人阶级在早年受到的“小的欺压”虽然被免除，但是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这件重大的基本事实就愈来愈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欺压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2]由此可见，社会基本矛盾的对抗性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由它来消除这种对抗性是不可能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对抗性质不但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且有不断加剧的趋势。列宁指出，“竞争变为垄断。结果，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特别是技术发明和改良的过程，也社会化。”“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表面上大家公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仍然存在，但是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3]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垄断化的趋势，既不能消除人们根本利益的对立，也不能消除经济危机的爆发。列宁特别指出，“所谓用卡特尔消除危机，这是拼命替资本主义粉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谎话。相反，在几个工业部门中形成的垄断，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厉害，更加剧烈。”[4]列宁还指出，“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是由金融寡头的压迫和自由竞争的消除引起的全面的反动和民族压迫的加强。”[5]他认为，资本主义垄断制度的后果，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会引起更大的矛盾，甚至战争。事实上，整个20世纪前半叶，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和政治的动荡时有发生，对外战争频繁爆发，虽然也有间隙的安宁与和平，但是根本谈不上社会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