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移植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而是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可是一些人总想把中国拉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他们眼里，资本主义总是那么美好。确实，一些人总看不到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危机。原因究竟何在呢？对此，西方一些左翼思想家的剖析起码可以部分地帮助我们找到一些根源，有助于这些人把思想转移到正确认识当今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来。 在2002年3—4月号的《新左派评论》(伦敦《新左派评论》出版社出版)上，刊登了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和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在电视上的一次交谈。在这次交谈中，他们强调，要认清新自由主义和当今资本主义的本质，关键在于自己所持的立场，也就是说，必须站在“下层人”的立场上才能看清新自由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 实施新自由主义必然造成两极分化，有一部分人得益而成为富者，而另一部分人则受害而成为穷人。若要回答实施新自由主义究竟给人们带来什么，那首先得明确你是站在受益人立场上还是站在受害者立场上讲话。如果你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些权贵、富豪，自然会对新自由主义顶礼膜拜，而倘若你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穷人、下层人，那对新自由主义嗤之以鼻也在情理之中。布尔迪厄的《世界的忧虑》(The Weight of the World)一书和格拉斯的《我的世纪》(My Century)一书都描述了实施新自由主义给下层人带来的苦难。格拉斯明确地对布尔迪厄说，这两部著作有着共同之处，就是都“站在下层人的立场上讲话”[1]63。他还这样说道：“我们并没有居高临下地替胜利者说话，我们对得起我们的职业，我们站在那些被社会排挤者或者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立场上说话。”[1]63格拉斯高度赞扬布尔迪厄在《世界的忧虑》一书中对在新自由主义的统治下的法国工人阶级状况生动而真实的描述，认为尽管这种描述缺少文学色彩和幽默感，但确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有力的控诉。 布尔迪厄赞同格拉斯关于只有站在失败者和下层人的立场上才能对新自由主义作出正确判断的说法。他回答为什么要采取直接地描述工人阶级的状况的写作手段时说道，把那些人的生活经历直接记录下来展现于人，这本身就足以感动人。要想使自己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保持距离，只在远处不痛不痒地描述他们，这对他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也是不可思议的。工人阶级和下层人的生活经历充满了令人动容和伤感的东西。要让读者了解到这种原汁原味的悲剧，就必须避免使用文学的笔调，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把在新自由主义统治下所发生的故事中的那些非同一般的和实在令人无法忍受的暴力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再三强调：“我们相信，遍布于欧洲、拉丁美洲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暴力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人们纯粹用概念分析根本无法抓住其要害。”[1]64 在2000年第1期的《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法国学者塞巴斯蒂安·巴杰安的一篇题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文章。在资本主义日益走向全球化，越来越多的人拜倒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脚下的情境下，巴杰安要人们特别关注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娃·夏佩罗(Eve Chiapello)编著的《新资本主义精神》(Le Nouel esprit du capitalisme)一书。他认为这一著作出版的一大意义就是可帮助人们认识一个重大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违背极大多数人的利益，但为什么一些人对资本主义的这种新的发展漠然处之呢？ 巴杰安赞赏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的这一著作开宗明义地陈述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愤慨”和对反对派的态度的“困惑”。资本主义正把一种“新的恶毒的形式”非常顺利地、不知不觉地安置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资本主义新的形式“比以前更加灾难性地影响着公共生活结构”，但是，它“既没有受到预期的批判性的关注，又没有受到反对派力量有组织的抵抗”，这些反对派以前曾经是如此斗志昂扬，可如今却变得如此袖手旁观，或者干脆成了资本主义新发展的“拉拉队”，“这一切都是为什么”[2]150？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巴杰安顺着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的思路，把人们的视野拉回到1968年的“五月风暴”。那时之所以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戴高乐主义政体的运动，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现实中存在着导致愤怒的四种可能因素：一是对自由的渴求，二是对虚假性的排斥，三是对利己主义的拒绝，四是对磨难的无法忍受。前两种因素通常用艺术批判来表达，而后两种因素则表现为社会批判，所谓艺术批判就是借助于艺术等形式的一种抵制和反抗，而所谓社会批判就是传统的劳工运动。资本主义的历史有多长，这两种批判的历史就有多长，“它们通过一系列方式既联系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又互相关联着”[2]151。法国的“五月风暴”正是这两种批判的有机结合，从而产生了向资本主义挑战的巨大力量，以至于资本主义秩序不得不对人民大众的要求作出实质性的让步，同意提高薪水并改善工作环境。但是自此以后，这两大批判开始分离，一方面社会批判随着共产主义的演变和衰弱而变得虚弱，另一方面自由论者和一些激进左翼团体的艺术批判却日益活跃。这些从事艺术批判的人为了反对官僚作风、资产阶级伪善和消费者遵从论，大力倡导富于表现的创造力和自我实现。这两大批判的分离，特别是社会批判的弱化可以用来回答为什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违背极大多数的利益，但人民群众却对之置身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