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的困境与存在论基础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文杰,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美学研究所副教授。(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江西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当代美学研究存在着“泛化”和“俗化”的倾向,泛化意味着传统美学观念的危机,俗化则直接威胁到美学本身的存在。正是在这种意义下,生态美学必须首先接受可能性与合法性的质疑。当前的问题主要是:其一,由于生态美与自然美的特殊关系,在分解生态美之前有必要先行介入对自然美的发展和定位的回顾。其二,对生态进入审美视界的契机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这不仅是生态美学当代性的表征,也是生态美学得以展开的现实基础。其三,如果承认生态美学是可能的,那么这种可能性的终极依据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意味着生态美学建构的存在论前提。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08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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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7-0187-08

      虽然生态美学是当代美学研究的焦点问题,而且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但是生态美学的合法性和言说方式仍然有待质疑,或者说,生态美学的意义境域仍然有待规范。当代美学研究存在着“泛化”和“俗化”的倾向,其中泛化意味着美学研究界域的拓展与深入。研究者对美学的泛化感到紧张,主要是因为泛化导致了传统美学观念的危机。其实,美本无处不在,泛化应该说是美学研究向自身的回归,实乃正常现象。但是,泛化不能就是俗化,俗化企图把美学庸俗化,其目的在于借美学泛化之名使美学堕落为纯粹形而下的操作层次,美沦为商业公告,美的无上尊严异化为奴颜婢膝。正是在这种意义下,生态美学必须首先接受可能性与合法性的质疑。因此,我们的策略主要是:其一,鉴于生态美与自然美的特殊关系,在分解生态美之前有必要先行介入对自然美的发展和定位的回顾;其二,对生态进入审美视界的契机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这不仅是生态美学当代性的表征,也是生态美学得以展开的现实基础;其三,如果承认生态美学是可能的,那么这种可能性的终极依据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意味着生态美学建构的存在论前提。

      一般说来,自然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同时也是人类征服改造的对象。但是,由于自然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所以由人与自然的关系所构成的世界图景也因此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第一,以自在性为原则建构世界图景,并将自在性提升为理想人格和终极存在方式。根据自在性原则,人性应该是物性的另一种表达。如果自我意识不能成为趋向自在性存在方式的基本动力,它就可能被视为人欲的膨胀,并进而成为规范和制约的对象。相对于物性,人性的唯一优势在于实现对自在性的自觉生成。在这里,世界的一体性呈现为通过“人的自然化”而实现的自在性统一。第二,以自为性为原则建构世界图景,并将自为性高扬为理想人格和终极存在方式。根据自为性原则,人性因为智慧而优越于物性。自我意识意味着对物性的改造,并实现为人性的扩张。在这里,世界的一体性表现为通过“自然的人化”而实现的自为性统一,人以主人的身份成为自然乃至世界秩序的立法者。自在性原则与自为性原则认为,只有趋向自在性或者趋向自为性才能合于自然性,因而具有合法性。比较而言,以自在性为原则建构世界图景是以人性的约束为前提的,而以自为性原则建构世界图景则必然导致人性的扩张。

      中国是一个内陆国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人们相信自然(天)与人是统一的,自然性亦即自在性。中国古人相信,自在性是人性的最高理想和存在的终极依据,人生价值就在于通过自我约束的方式自觉地趋向天人合一。中国哲学的终极关怀就是成人,而人的最高境界就是通过自我约束而实现的天人合一。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儒道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承认自在性亦即自然性作为终极存在的问题,而只是实现自在性存在的基本策略的分歧。儒家看到了自我意识产生之后的个体性趋向于非自然性的现实,因而主张社会性的制衡作用,其极端的表现则导致由于对社会性的片面强调而消解了本来合于自然的个体性。道家看到了个体性合于自然的方面,他们不满意异化了的社会性对个体性的压抑,其极端的表现则是对合于自然的社会性的破坏。中国古代美学认为,人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并以自在性作为最高原则。自在性也就是自然性,自然而然性。一般说来,人作为个体性存在,个体性对自身而言总是自然的,对其他个体性则可能是不自然的;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社会性作为个体性的保障本来就是自然的,若成为对个体性的压抑则就是不自然的。问题在于,极具“活性”的个体性与相对“惰性”的社会性总是相互矛盾的,这种矛盾性构成了人类的生存悖论,如果生存悖论突破了个体心灵的承受能力,则必然导致生存危机,而生存危机则是思想危机的前提。自在性亦即自然性是对自由人性的最高表达,作为最高原则,它意味着自在性是人的终极存在方式也就是美。中国古典美学的自然美的真实意味是自然而非人为才美。自然界因为没有人化的因素,自然无欲,所以自然理所当然就成为美的象征。中国古代美学对自然的关注是因为自然的非人化因素。因此,人乃至人的社会活动只有符合自然而然的标准的时候才能进入审美视界。其实,人脱离自然而成为人以后,也就是说自我意识产生之后,究竟哪些方面才是自然而然的,这是一个不容易掌握的标准,因此,自在性原则在贯彻的过程中总是困难重重。这种困难进一步导致儒道人生策略的分歧,并总是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反人道的特征。中国古典美学乐于以“比德”的方式自我约束、以“拟人”的方式观照万物,皆取决于对自在性的肯定。美作为自在性,使得中国范式的“自然美”更多来自于一种移情的心理结构,表现出以己度物的基本趋向。

      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独特的自然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让他们很自然地选择了主客二分的存在方式,自然首先成为他们征服改造的对象。由于生产力低下,面对强大的自然,人只能以类的方式存在,人以类的智慧显示类的力量。自为性成为自由的基本表征,人类对自然对象的征服和改造就是自为性亦即自由的展开。在这里,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成为人类自我确证的基本形式,自由以突破外在自然的压迫而呈现。在这一过程中,人工制品既是类本质的积淀,也是自由的凝固,于是西方人对人化了的自然的关注就成为必然。在西方,审美活动就是审美主体面对审美对象(主要是人工制品)产生愉悦感受的活动,这实际上是一种准认识活动,一种形象化的认识活动。在这里,对象引起主体的关注是因为对象的形式或者这种形式所蕴藏的内容所呈现出的人类的本质力量。于是,对于那些与人类活动不直接发生关系的自然物就只能有两种处理方式,其一就是诉诸无序而加以贬低和排斥,并因而成为美的对立物。其二就是借用移情的方式,运用想象的手段使自然打上人类的印记,这主要是现代西方美学的基本特征。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古代美学基本采取第一种方式。比如,对于基督教而言,荒蛮的自然就是上帝惩罚人类的流放地。而在黑格尔那里,美学主要是艺术哲学,自然美是艺术美的附庸,而且这种来之不易的地位还是出于绝对理念自我循环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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