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8)05-0060-04 我们东亚人称之为“美学”的这门学问创立于1735年。当时,属于沃尔夫学派的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1714-1762)在他用拉丁文撰写的著作《关于诗的哲学沉思录》中,批判了以往逻辑学只与理性(“高级认识能力”)有关的观点,要求将“低级认识能力”(即广义的感性)作为“指导性学问”,并将这门新学问称之为“埃斯特惕卡”(aesthetica)。既然我们称之为“美学”的这门学问是鲍姆嘉通根据希腊文“感性”(aisthesis)一词构造的,按字面意思理解有“感性的学问”或“感性论”之意,那么“美学”这个词是否译错了呢?绝非如此。鲍姆嘉通在《形而上学》中给拉丁文aesthetica附上了德文译文die Wissenscahft des Sch
nen(“美物之学”),因此译词“美学”词源上虽与原词aesthetica不相对应,但在意义上正确反映了鲍姆嘉通的意图。鲍氏认为,如果理性的目标是“真”,那么感性的目标就是“美”,“美”在艺术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他看来,aesthetica是感性论,是美学,也是艺术论。 不过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美学创始人鲍姆嘉通赋予了aesthetica什么意义。20世纪中叶,美国分析哲学家莫里斯·韦兹在论文《论理论在美学中的作用》中主张:“艺术”常向“新状况(事例)”开放,因此“艺术”是“开放性的概念”(an open concept)。他的这一主张也应适用于美学,即美学概念本质上向将来“开放”,美学从前发生改变,今后也会发生变化。 在日本,兰学家(指当时以荷兰学术为代表的西学)西周(1829-1897)已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江户时代末期——提到了西方的“美学”。日本学者尝试为西方美学寻找了“美妙学”、“审美学”等各种译词,最终于19世纪80年代确定为“美学”。以森鸥外(1862-1922)、大塚保治(1863-1931)为代表的诸多研究者,在研究西方美学的过程中,随着西方美学的引进,他们提出了“西方美学是否确实适用于日本和东方的艺术现象”的质疑。在西方美学与日本乃至东方文化的关系中,将西方美学上升到主题讨论的先驱者是冈仓觉三(笔名天心,1862-1913)。冈仓天心用英文撰写的两部作品《东方的理想》(1903)与《茶之书》(1906),是其向西方知识分子传播东方特别是日本美学的最早尝试。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新一代美学家,继承了东西方美学的比较研究的传统。以下集中论述其中活跃于当时的代表理论家、“民艺”运动的创始人柳宗悦(1889-1961)。 在随笔《我的心愿》(1933)中,柳宗悦这样写道:“日本现在的美学与西方别无二致。由于东方过去少有体系性的论述,目前付诸学问形式时或许不得已而如此。……(但是)美的历史中材料丰富的东方理应拥有自己的美学。……我们有建立东方美学的任务。”(《柳宗悦全集》Ⅷ,第544页,筑摩书房。以下凡引该书,只注卷数与页码。)本文就柳宗悦氏如何抱有这种构想、他所说的“东方美学”是什么、他要如何通过“东方美学”的建构来改变以往起源于西方的美学等问题进行考察。 一、柳宗悦的出发点 柳宗悦是一个早熟的人。他刚从学习院高等学校(高中)毕业,就参与创建成立于1910年的“白桦派”,成为该派创始人之一,并向《白桦》杂志投寄了许多评论文章。特别是1912年,柳宗悦在东京大学读书期间公开发表的评论《革命画家》,就明确展示了他的早期思想。文章中的“革命画家”是指塞尚、梵·高、高更、马蒂斯等后期印象派(Post-Imprssionism)画家。柳宗悦指出:“艺术的确是人格的反映。艺术正是个性的表现。因此艺术的权威应该是包孕于其中的个性的权威。……因此艺术不以美为目标,而以自我表现为目的。”(Ⅰ,第545~546页)与白桦派其他成员一样,柳宗悦也是西方现代艺术的崇拜者。在此柳宗悦强调“个性”,是那个时代的思潮的反映。一般认为,柳宗悦称赞“革命画家”,是他们富有个性,向世人展示了其“破旧之新力”(Ⅷ,第544页);此时的柳宗悦是立足于西方现代个人主义的立场的。 然而,在柳宗悦看来,真正的“个性”或“人格”绝不是以近代以来的主客观对立为前提的。关于这一点,完成于《革命画家》三年之后的《威廉·布莱克》中有明确表述。柳宗悦针对布莱克的一句话——“自我寂灭”(self-annihilation)——写道:“爱是自我的寂灭,寂灭是完整个性的扩充、流溢和实现。”(Ⅳ,第214页)也就是说,柳宗悦在与“大自然”的“融合”中揭开了“个性”或“自我”的面纱。于是,柳宗悦从这一立场出发,以全新的视角重新诠释西方艺术史:布莱克是“现代哥特艺术的再现”(Ⅳ,第32页);布莱克也是“后期印象派新运动的先驱者和预言家”(Ⅳ,第376页)。从哥特、布莱克直至后期印象派,柳宗悦从“自我宇宙合一”的观点出发展望这一发展进程,从中提炼出与“佛教”(或曰东方神秘主义)相通的成分(Ⅳ,第474页)。这样,柳宗悦通过吸收西方最新的艺术运动,由此追溯布莱克直至哥特艺术,从中发现与东方文明的相同之处,从而能够自觉地以东方人的意识抗衡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