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涛(以下简称问)：刘先生，首先感谢您抽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我知道，您长期致力于俄苏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参加过王朝闻先生主持的《美学概论》的编写工作，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学术活动。因此，我希望您能够通过您的经历帮助我们了解些当时的情况。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您一直从事俄苏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但您却被选入《美学概论》编写组，能否介绍一下其原因？ 刘宁先生(以下简称刘)：我想，这主要是由我的求学经历引起的。我过去一直对俄苏文学感兴趣，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学的就是俄语。我学俄语不到一年，就爆发了抗美援朝，我报名参加了军干校，军干校又把我分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俄语，因为人大有俄语系，也有苏联专家在那儿教俄语，我准备念完两年书后到部队从事俄语工作。当时，北京俄语专科学校院长师哲给主席写信，建议派一批年轻学者去苏联学习，培养急需的俄语人才。1952年，中央从全国的大学和俄专抽了几十人到苏联学习，我也是其中之一。1952-1957年，我一直在苏联学习。最初我在萨拉托夫大学语文系学习，1954年我转入了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在学俄罗斯语言文学时，我对苏联文艺学、美学、批评史也很感兴趣，我写的学位论文就是有关革命民主主义的美学家杜勃罗留波夫的典型论。我也听哲学系奥符相尼科夫的美学课。他主要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美学，他后来写了《马克思主义美学》，还编辑出版过五卷本的《世界美学史史料》。听他的美学课，引起了我对西方美学史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兴趣。在莫大时，我还听过一些著名的文学史家和文艺学家的课，当时给我们讲《文学概论》的是波斯别洛夫教授，他于20-30年代师从过弗里契和彼列威尔泽夫。刘宾雁曾经翻译过他的著作《论美和艺术》。 当时我们学得较全面，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苏联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我自己则偏重于文学理论和美学。所以，我回国后，被分配到北师大中文系任教，因为当时外国文学教研室设在中文系，而外语系只教俄语。1957年回国后，国内正在开展“反右”运动，当时，北师大中文系满目疮痍，许多名教授大部分成了右派，其中包括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黄药眠、古典文学教研室的钟敬文、李长之、启功都成了右派，师大的学术力量受很大打击。外国文学教研室正副主任穆木天、彭慧也成了右派，外国文学课就没法开，只好由穆木天他们带的助教请北大的老先生来讲。最初，我和谭得伶从苏联回来后一块被分配到师大，又一块主讲俄苏文学，大概有一年多时间。这时，文艺理论教研室缺人，又没有骨干，黄药眠先生的大弟子教研室副主任钟子翔当时也不能支撑局面，就把我调到那里。当时，我在中文系教文艺理论课，同时主持文艺理论教研室的工作，还要参与编写《毛泽东文艺思想》，大家都没有经验，也不知道该怎么弄。60年代初，中央为了整顿高校教学和秩序，提出统一编写全国文科教材的任务，从全国各地高校抽调一批专家、教师来京集中编写。当时，我们系参加编写现代文学教材的教师多些，古代文学也有人参加。另外，我们中文系的党总支书记陈灿同志调到中宣部文科教材办公室工作，中文系的副系主任刘谟同志也是从延安出来的，他在“鲁艺”呆过，他认识王朝闻同志，大概是他两人把我推荐给朝闻同志的。当时，全国第一次编美学教材，他们知道我在苏联学过有关课程，又对美学有兴趣。1958年，我在《北师大学报》发表过《别林斯基的美学观》，比较早、比较系统地论述过别林斯基的美学观。当时国内编写《美学概论》还是首倡，要求几个主要的大学都得有人去，我想回来后就可以开美学课，我自己当然也愿意参加，这样就去了。 (问)当时为什么要编写《美学概论》？编写美学教材的背景如何？ (刘)1958年全国大跃进，受极左思潮影响，把旧的教材都否了，要重新编教材，北大出现了学生集体编写文学史的事情，师大也自己编教材，文艺理论也要重新弄。但是到60年代，“大跃进”已经暴露出弊端，其中有很大的浮夸风，大跃进变成了大衰退，农村连饭都吃不上，学生浮肿，我们教师也浮肿，我上完课还晕倒过。1960年要进行整顿，实际上是纠正前一段的错误。当时，主要是文科比较乱。1950年代初学苏联，从教材、教学大纲，甚至院系调整、学科建设全都从苏联照搬过来，当然也包括文艺学建设。 建国初，就进行了全国规模的院校调整。当时把全国高校打乱后进行调整，原来师大外语系英语专业比较强，焦菊隐曾经当过师大外语系的主任，结果把英语专业并入了北大，师大只是搞俄语，1964年才恢复英语。同时，也把其他学校搞教育的都弄过来，把辅仁大学并到师大。后来恢复教学秩序，主要是文科搞得比较乱，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央对教育、文化进行了整顿，这样才提出了文科教材的建设问题。这个工作主要由周扬亲自抓，当时中宣部和高教部还联合成立了全国文科教材办公室。当时处于困难时期，吃、住很困难，也只有中央出来才能够调得动全国的人才，集中全国的力量来编教材。最有意思的是美学，当时美学最薄弱，也没系统的教材和教学大纲。朱光潜、宗白华先生只是在哲学系开一些讲座、专题，基本上介绍黑格尔、康德等西方美学。提出来编美学，一方面主要是国内外开展了美学大讨论，美学在社会上也有影响，学术界也有兴趣。另一方面，也许与主持《美学》教材规划的周扬同志有关系，他喜欢美学，发表翻译过美学方面的文章。所以，他把美学列入教材规划中。 (问)谈到向苏联学习，我想起，当时全国的许多大学都从苏联请了一些专家到中国亲自授课，北大请的毕达可夫很有影响，北师大也请了苏联专家来讲学。您能否介绍些北师大请苏联专家讲学的情况？ (刘)当时北大请的是毕达可夫，北师大请的苏联专家是柯尔尊。据我了解，这些人在苏联不是很有名的，都是普通教文艺学、文学史的教师。柯尔尊还是个讲师，不是教授，并不是对学术有系统、独到的看法。但当时只是急于要把苏联的那一套搬过来，主张一面倒，结果把他们讲的课都看成是金科玉律。师大还专门成立了苏联专家工作室，当然也包括教育系请的苏联专家。柯尔尊来后，我们师大还办了苏联文学研究班和苏联文学进修班，把全国师范院校教俄苏文学的四、五十名老师直接调到北京学习，有的已经是副教授了。柯尔尊不直接给本科生讲课，只给研究生上课，专门抽调了俄语教师给他当翻译，整理讲稿，后来的讲稿也出版了。他主要讲从古到今的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还要讲一部分文艺理论。我1957年回来时，柯尔尊还在，可能他们在1954年院系调整时就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