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断代文化史、美学史重要标识的明代赏玩文化、美学,有其独特而完备的形态和内涵,既显示了感性主义的高涨、审美的发展,又体现了中国士大夫精神的式微和艺术的沉沦。对明代赏玩的形态、品类,明代笔记、艺术论著广有录载,文本资料丰赡,但缺少社会性文化、美学的解构。今人进人这一领域,研究成果值得重视,但尚需作为独立的现象、范畴加以审视,整合历时态与共时态,从文化史、美学史维度,思潮更迭、风习染化层面上,研究其前后代联系和形成基因及其所透现出的文化、审美品格。对明代中后期的所谓个性解放、启蒙主义过高估计的语境,遮蔽了对赏玩的文化、美学反思。坚守批判的立场,揭示明代赏玩所缺失的文化、美学精神及其对社会、历史的负面作用,就是一项新的课题。本文循着这一路向,展开探究。 一、历史坐标图上的赏玩 赏玩文化、美学在宋代已产生,北宋欧阳修等人是其开创者。王明清《〈挥麈录〉馀话》说:“本朝自欧阳子(修)、刘原父(敞)始辑三代鼎彝,张而明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言欧阳修“独好古石刻”。欧阳修积10年之劳,完成了集录千卷金石文的《集古录》,所涉猎搜集范围极广,“汤盘孔鼎岐阳之鼓,岱山邹峄会稽之刻石,与夫汉魏以来圣贤桓碑彝器铭诗序记,下至古文籀篆分隶诸家之书,皆三代以来至宝怪事伟丽工妙可喜之物”。袁燮《行状》记袁文“颇喜古图书器玩,环列左右,前辈诸公笔墨,尤所珍爱,时时展玩”。李清照那篇著名的《〈金石录〉后序》详尽介绍了与丈夫赵明诚节衣缩食于市肆中淘古玩的情形,洋溢着夫妇间赏鉴古玩的盎然情趣。据《宋史》本传,书画家的米芾也是古玩家,“精于鉴裁,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宋徽宗赵佶更是一名大玩家,“效(李)公麟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五百有已”(《铁围山丛谈》卷四)。到了南宋,在粉汗如雨、脂腻成河的西湖杭州,偏安日久,不思恢复,直把临安作汴梁的社会环境所孕生的社会文化心态更使玩风大炽。据周密《齐东野语》卷六,宋高宗“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展玩摹拓不少怠”。宋代成为后代赏玩的直接源头。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就是这方面的记录,也成为赏玩的最早文献。明代的赏玩文化、美学正是承绪了这一文化史、美学史传统。 然而,明代赏玩文化、美学又有一个渐成气候,直至形态完备、独立成体的过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曾认为,“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从士大夫阶层开始“滥觞倾橐相酬”,发展到“真赝不可复辨”的地步。沈德符《敝帚斋馀谈》又写道:“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之大贾,曰千曰百,动辄倾囊相酬。”它有一个扩散过程,最终成为商业炒作行为,其历史区段被史家定在嘉靖年间。《万历野获编》说,“嘉靖末年,海内晏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终于蔚为大观;其区域则以江南为盛,于是,嘉靖时期江南地区便成为明代赏玩文化的时空标识。 明代赏玩文化、美学在前所未有的范围和领域展开,涉及钟鼎、彝器、法书、画册、窑器、漆器、石印、琴瑟、剑器、古镜、坐几、椅榻、文房四件、小虫动物等等。高濂《遵生八笺》曾说自己“遍好钟鼎卣彝,书画法帖,窑玉古玩,文房器具”,凡可加以玩弄、鉴赏的,均数纳入。古玩诚属其中,但非赏玩全部。它涉及历史遗存,又有当时鲜货;延续前代对象,又有新的扩展。它成了社会文化、美学风习,所谓“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袁宏道:《时尚》)。这些器物一开始兴起于吴中地区,经过“狷子转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动得重赀,浸淫至士大夫间,遂以成风”。以广泛存在的赏玩物质器物为基础,明代便出现了大量的赏玩文化、美学著说,具代表性的有:屠隆《考槃馀事》、高濂《遵生八笺》、张应文《清秘藏》、文震亨《长物志》、董其昌《骨董十三说》、陈继儒《泥古录》、谷应泰《博物要览》、周高起《阳羡名壶录》等(明人众多笔记中谈论赏玩的,亦归入其中,如谢肇淛的《五杂俎》),还有具备集成性的沈津所辑60卷《重订欣赏篇》,极一时之盛。形态和著述共同表征着明代赏玩文化、美学的繁博现象。 二、赏玩的形成基因. 明人赏玩文化、美学的兴盛跟整个社会风习的变化密切相关。明代中后期思潮出现重大更迭,“正(德)嘉(靖)以上,淳朴未漓。隆(庆)万(历)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或清谈诞放,学晋宋而不成;或绮语浮华,沿齐梁而加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续说郛》)缺失晋宋的玄远精神,却于齐梁绮靡大有过之,足见当时的社会风习及其状态。《金瓶梅》便成为其全方位写照。而在具体的个体身上,张岱《自为墓志铭》的自我描述则极具代表性,他说:“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在惊人的一无遮拦的近乎供词的自我坦陈中,不仅体现了人欲的膨胀和泛滥,更在于其表现出了自我陶醉的心态。当然,这包括了“好古董”等赏玩在内的文化类型。这是感性欲望在相适存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又是人对自身欲望和需求的进一步发现。意识是先导的,当人处在严格的理性制约之中无法或不能萌发这些需求,即使偶尔有之或潜在出现,也会被自身的理性意识所抑制和消解,无需外在社会力量,遂成为意识的自觉行为。一旦感性颠覆了理性,欲望需求无法平抑和克服,就去寻求满足的对象,这是明代赏玩的心理背景。玩物丧志是理性规范,“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书·旅獒》)晚明人完全作了否定,在他们看来是玩物得志,费元禄在《晁采清课》中就直言不讳地说:“玩物采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