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8)07-0133-03 梁启超和王国维是同时代人。梁比王早生了4年(1873),晚死了2年(1929),两人都经历了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晚年都成了清华园国学门的著名导师。王国维因清亡、末代皇帝被逐,身为侍读的他感到奇耻大辱,自沉于昆明湖。梁启超的一生,先是投身维新变革,热心从政救国,后又潜心著书立说,演说讲学,最终以“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的追求,逝于北京。对于王国维的死,我们深感惋惜,但对于梁启超的一生,我们却要以钦佩之情来表示。且不说他满腔热血投身维新,就只说他的博学多才、著作等身,实令人叹为观止。收入《饮冰室合集》中的文字竟有1500万字之多,共有184集,堪称那个时代之冠。若以梁启超的写作时间不到30年计算,那么,他每年平均都要写出50多万字,这在还无电脑的时代,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数字。要能达到这种境地,不仅需要刻苦勤奋,还要才思敏捷,更需要具有一种精神:视写作为自己的生命,欲罢而不能。 梁启超处在两个世纪之交,社会现实把他卷进了时代潮流的中心,不断为中国探索新路。他的老师康有为贬之为“流质多变”。说他多变,确是事实。他博览群书,中外古今,涉猎甚广。他对自己的论著作了自我剖白:优点是“博而新”,但弱点也很明显,那就是“浅而芜”。这和王国维那种专而深的治学道路颇为不同。梁启超治学的最可贵之处,乃是虽然“多变”,却又并未“流质”。他在《善变的豪杰》中这样说道:“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志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也。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梁启超的学术多变,但多变而不离其宗,那就是要唤醒国人,启发民智,更新人性,发愤图强,振兴中华。梁启超前后期的人生确有变化,但他的人生观却一以贯之。他自己说,他的一生是靠兴味来作生活的源泉,对学问和政治都有浓厚的兴味;两者相比,做学问的兴味更浓。在五四运动前,更多的精力放在政治的维新变革上面,但也不忘学问。1919年,他在欧洲游学,对西学发生了广泛的兴趣。他在那里最早得知巴黎和会传出的消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反而要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移交给日本。梁启超气愤不平,立即将此消息传给国内学界,北京学生群情愤慨,北大学生带头烧了赵家楼,引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梁启超游学归来之后,就进了清华园国学门,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但他始终密切关注着政治,他说,自己若不管政治,便是逃避责任,心里会感到不安。兴味和责任构成梁启超人生观的两大基础。他治美学,也以此为基础。 梁启超的美学,前后期也有所变化,所突出的重点不同。当他热心政治维新、投身于社会变革之时,在美学上就特别强调文学艺术的政治教化作用,竭力倡导政治小说。而致力于学术研究时,他的美学就更多深入阐发文学艺术的审美教育作用。重点有变,其美学的宗旨未变。审美也好,艺术也好,其根本目的,还是“新民”——打动人心,更新人性,也就是后人所说的改造国民性。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一生不断地致力于“改造国民的品质”,而审美教育就是对国人进行“精神教育”的重要途径。在他看来,“欲新一国之民”,就要去“新人心”。审美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去“新人心”,塑铸“新人格”,从而,才能去变革社会。梁启超在美学上的最大贡献,乃是把审美这一人类独特的活动放置在社会人生的整体中来揭示它如何影响人的心灵,从而又作用于变革社会的独特的社会功能。审美和艺术,既有自身的直接功能,又有对外的间接功能,离不开社会人生,但自身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在这一方面,梁启超的美学,要点有三:其一,美在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美术与生活》)。美就在生活中,美的人生被放置于人类本体论的地位,因此,爱美,也就成了“人生目的的一部分”。美的追求,乃是人生的一大目的。其二,审美之所以必要,在于审美所引发出来的趣味或情感,乃是“生活的原动力”,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源泉”(《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在梁启超的美学中,有时突出“趣味”,有时突出“情感”,我们不妨把这些合称为“情趣”。梁启超把由审美引发的情趣看得十分重要,将之看做“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原动力”。他把感情与理解作了区分,认为它们具有不同的功能。理解的功能,“顶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样做法”;但感情却能激发人“到底去做不做”(《中国韵文里头表现的情感》),属于人的动力机制。其三,生活中的情趣要表达出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文学艺术。文学艺术要能把情趣表达出来,就要创构出艺术的境界。依他看来,趣味乃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出来”,要表现趣味,在文学艺术中就要把产生这趣味的境界表现出来。此时,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在心灵中融合为境界,“把我的生命和宇宙的众生进合为一”(《中国韵文里头表现的情感》)。梁启超倡导的文学革命,不仅在于文学要运用新语句,更重要的是要创造出新境界。梁启超的境界说,虽然其根底是在推崇唯心,但却比前人拓展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并以新理想来导向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