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08)04-0064-04 对于中国美学、文论来说，20世纪乃是一个审美主义思潮挥之不去的世纪。时至今日，当我们回首20世纪时，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审美主义思潮对整个世纪文论、美学话语乃至人文学术思维范式的深刻影响。在整个20世纪，审美主义思潮几度沉潜，又几度兴起，终在1980年代蔚为大观，并流布至今，在今日中国的学院空间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显然，审视20世纪中国文论、美学时不能不直面以下问题：审美主义思潮为什么会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出现和盛行？审美主义思潮又为什么会在20世纪80年代东山再起？如何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后审美主义思潮的裂变和审美主义话语的边缘化？ 回首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论、美学，不难发现审美主义思潮的输入、兴盛与近代中国在国运衰微的境况中选择现代性道路、引进西方启蒙现代性文化是同步的。关于审美主义，沃尔夫冈·韦尔斯曾评述说，“现代思想自康德以降”，久已认可一种见解，“即我们称之为现实的基础条件的性质是审美的……其构成不是‘现实的’，而是‘审美的’”[1](P.1)。既然“审美感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2](P.300)，也就不难理解这种审美主义思潮何以会在中国20世纪初出现和兴起。加之处于艰难竭蹶中的近代中国力图通过现代化转型实现富国强兵、复兴古国的梦想，而在当时救亡图存与文化启蒙又是不可分割的。借助美育实现启迪民智、新民强国的目的，推动社会生活和国民心性的审美化、艺术化在当时和之后的几十年遂成为相当一部分学人（如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鲁迅、朱光潜等）的共识，审美主义思潮风行一时。也正是由于上述文化语境，康德的主体性美学观念对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论和文化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简而言之，王国维等人以情为本、强调审美自律进而力图以审美和艺术洗刷人心、移风易俗的美学观具有着明晰的欧洲文化背景，是借助西方现代审美主义思潮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材料进行阐释、刷新和改造的结果，是欧美现代化美学观念在中国的推广和移植①。但是，审美主义话语建基其上的启蒙现代性文化并不是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进程中自发地生长起来的，而是在外部强力的挤压和诱使下引进、植入的，这种文化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因此，现代中国的审美主义思潮从产生的一开始就注定了要走上一条不归路，注定了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剧烈碰撞、断裂和畸形嫁接。正因如此，“五四”以后，随着强敌压境，国运飘摇，面对救亡图存的严峻局势，审美主义思潮的影响逐渐式微。 20世纪80年代，康德的美学主体性观念和审美无功利思想在中国文论界再次掀起波澜，导致了新时期以来审美主义的流行。在国内，首先大力阐发和倡导康德哲学美学思想的是李泽厚。他在其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书中，结合对康德理论的阐发初步论述了“主体”、“主体性”问题，并对康德的美学思想作了论析。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书中，康德的“向自然立法”的认识论观点、“人是目的”和“自由”至上的伦理学观点、美学中的“无目的的目的性”命题都是围绕主体性问题展开的，具有着内在的关联。正是李泽厚对康德哲学、美学思想的评介开启了后来风行一时的审美主义潮流。其后，李泽厚在1981年发表的《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和1985年发表的《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进一步详细论述了主体性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重视。特别是刘再复将之进一步扩展到了文艺学领域，他在其《论文学的主体性》中系统论述了人的主体性、文学主体的构成和文学对象的主体性、作家的主体性、艺术接受者的主体性等问题。在该文中，他处处把人的主体性和人性自由、审美超越结合在一起。“所谓主体性，就是人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而这种理解和把握就是通过审美心理结构去理解和把握的。”“要把人看做目的，而不是手段。”要“使不自由的、不全面的、不自觉的人复归为自由的、全面的、自觉的人，整个艺术接受过程，正是人性复归的过程。”[3]在《美学四讲》一书最后，李泽厚也深情地呼唤：“人是目的本身……回到人本身吧，回到人的个体、感性和偶然吧。从而，也就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来吧！”[4](p.580)在此，李泽厚、刘再复所持的显然是一种强调人的自我中心、审美自足、感性至上的启蒙现代性话语。之后，有相当一部分文论教材、论著和论文都采用了这种美学主体性观念和审美无功利思想，倾向于把文艺和审美看成是一回事。一种为王国维所推重而后沉寂多年的审美模式——审美主义一时蔚为潮流。尽管从1980年代后期起，李泽厚、刘再复等人的主体性理论遭到了种种批判，但审美主义潮流仍然势头不减。这样，20世纪中国文论和美学的现代化进程，从康德开始，又回到了康德。 1980年代，中国美学话语重新选择和回到康德显然不是一种巧合，其中大有深意存焉。众所周知，现代美学说到底是一种西方现代性话语。在西方，现代美学的产生与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确立、加固和扩展资产阶级政治文化领导权的需要息息相关。关于这一点伊格尔顿在其《审美意识形态》一书中有过深入透辟的分析，他指出，美学是18世纪启蒙时期的必然产物。“美学著作的现代观念的建构与现代阶级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的建构，与适合于那种社会秩序的人类主体性的新形式都是密不可分的。”[5](P.3)而康德的整个哲学、美学理论同样也是这种典型的西方启蒙现代性话语。“康德的道德法则的特征也就是商品结构的特征。”[5](P.74)“他的思想多方面地预示了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理想。”[5](P.67)因此重新回到康德，实际上也就是重新皈依了西方启蒙现代性文化模式，这就是审美主义的要害所在。整个1980年代，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论争“高烧”不退，“审美无功利”、“美是自由的形式”、“回到感性”等观念深入人心，主体性和审美至上何以令当时的中国学界如此倾心呢？韦伯、特洛尔奇、西美尔、刘小枫等人对审美主义、世俗化、现代性所作的分析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他们指出，“主体性是现代性问题中的一个关键词”，自我意识主体的现代性神话总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形成、文化和社会的世俗化出现的，而“此岸感是一种主体性的生存感，与此岸感的高涨相伴随的是心理主义论的高涨……审美性是一种可称之为心理主义、主体主义或内在性的心性品质，审美主义、心理主义或主体感性论是同一个东西”[2](PP.300-302)。显然，1980年代的美学热不是某些学者一厢情愿大力倡导的人为结果，而是与中国改革开放，拨乱反正，重新确立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致力于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的大形势息息相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重新确立了现代化的目标，“实际上规定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走向……既规定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方向，也不能不从总体上对包括文艺学在内的学术文化发生根本性的长远影响”[6](P.4)。因此，在美学、文论领域，欧美现代美学潮流的影响势必重新抬头。人们不会忘记当年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反响是何等热烈，人们也不会忘记在“文革”后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文坛就走马灯式地将西方近现代几百年间的美学、文论思潮匆匆演习了一遍。欧美现代美学思潮在当时契合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对人的自由、人的个性解放、人的主体性的召唤，释放人的感性欲望，刺激人的消费欲求，开发消费潜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改革开放、民主发展的时代潮流，其积极意义不可抹杀。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现代西方的审美主义思潮与中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国情有着不容忽视的距离，在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时，我们实际上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丧失本土意识而把欧美现代性文化奉为圭臬。然而，当代中国的审美主义者恰恰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皈依了西方现代性文化，1980年代的审美主义者所操持的仍然是西方近代启蒙主义者崇奉的人道主义武器。“在西方思潮的参照中，人本主义倾向构成了新时期文化及文论发展的主流，整个80年代正是人道意识、主体意识、个体意识不断深化发展的十年。”[6](P.14)这也势必为它日后的没落埋下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