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也是颇有影响的清华研究院文科四导师之一。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梁启超是开风气之先的学术奠基者，特别在史学与文学领域建树颇多，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但对他在美学与美育领域的成就之高低，前期与后期之关系，具体的美学与美育理论贡献等在学术界仍然有着一定的分歧，需要进一步研讨。本文试图对于以上问题发表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认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是要将他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上，深入探讨其活动的历史动因并看他与其前人及同时代人相比做出了那些新的贡献，从而确定其历史地位。 梁启超生活于晚请与民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其时社会动荡急变，四万万同胞面临外侮内乱，中华民族经受着生存与危亡的考验，“保国保种”成为国家民族与一切有识之士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正在经历着由封建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及在文化上由传统到现代的巨大转型。在这种动荡急变与巨大转型的社会时代，梁启超是早期的弄潮儿，其后许多重要事件的亲历者。他作为叱咤风云的“康梁”之一，是早期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其后虽持改良的立场而与革命对立，但在反对袁世凯与张勋复辟中仍然起到重要作用。他最后的绝笔是为《辛稼轩先生年谱》所写“孰为公死，凛凛犹生”，说明其反封与爱国的情怀始终不变。而在中国社会文化急剧变化转型的过程中，梁启超则与其政治上的逐渐落后相反始终是活跃在第一线的重要人物，在鼓吹“启蒙”，介绍西学以及建设新的“中学”之中成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作为梁启超个人，在这个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由政治家到教育家与学者的转型。这种转型大体以1918年欧游为界，其后梁氏逐步走上从教与为学之路。这正是他在政治之路屡屡碰壁之后所选择的救国之路。他在叙述自己的转变时说道“现在中国的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没有那样说起来不令人头痛，但回到我们教育的本行便有一条光明的大路，摆在我们面前”。①但其从教与治学却仍然难脱政治的影响，正如他在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②由此说明，他后期的学术活动仍不离“启蒙”与“救国”等与“致用”有关的大的“政论”范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梁氏后期从“知古而鉴今”出发主要致力于史学，在旧史学的改造与新史学的建设上建树颇多，使其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奠基者。从1920年欧游回国到1929年初辞世，加上最后几年的缠绵病榻，梁氏这宝贵的六、七年学术活动时间主要用在史学建设之上，这是有成果为据的。而在美学与美育学科建设上，由于距离“致用”相对较远，所以不是梁氏的主要用力所在。但这并不排斥他在这些领域的独特建树。诚如金雅教授所说，梁氏的美学思想是一种大的人生论美学观。因而，从总体上来说，梁氏的美学思想就是广义上的美育思想。这也是由他的“启蒙”与“救国”的“致用”的学术路径决定的。当然，前期他更倾向于政治“启蒙”，后期则更多学术意味，但“致用”的路径始终未曾偏离。我们目前看到的材料，梁氏美学与美育理论，尽管仍然成果丰硕，见解不凡，而且的确以“新民”作为贯通前后的桥梁，但还不能说已经自觉地建立了一个新的美学与美育理论体系。也许，我们可以说他的美学与美育理论已经有一个“隐性的体系”，但毕竟缺乏“显性的体系”。而且，这种“隐性的体系”还需要学者去加以阐发，从阐释学阐释主体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学者可以有不同的阐释，因此这就可能形成不同版本的梁氏美学与美育理论体系。我们目前看到的材料显示，梁氏在美学与美育学科建设上还没有明显而自觉的学科意识，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他的文章中有“美学”与“美育”的字眼，梁氏的特殊贡献在于他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贯穿于他所有作品及其一生的资产阶级“救亡与启蒙”的精神，对于当时与今后，乃至今天我国的美学与美育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与参考价值。请看，1900年，就在八国联军入侵我国攻入北京，焚烧圆明园那一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祖国的危亡进行了满怀民族激情的表述。他在文中说道：“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奈何足怪！”但在国之濒危之际，梁启超并没有灰心，而是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于未来，寄托于青年。在本文的最后，他写道：“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地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③更为可贵的是梁氏将审美与文艺作为造就美哉少年与少年中国的重要途径，并于其后的1902年发表了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重要论文，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④的重要论断。在这里也许梁氏将小说的作用过分夸大了，但他将文艺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联的初衷却是极有价值的。总之，从《少年中国说》到《新民说》，再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梁氏的美学、美育与文艺理论中始终贯穿着“民族启蒙”的强烈情怀。这不仅一改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传统，将其转变到文艺与“新的国民”塑造的现代轨道之上，而且完全切合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兴亡成为当务之急的现实。可以说，“民族复兴”从1840年以来至今，一脉相承，成为我国美学、美育与文艺建设发展的基调。梁启超在这一基调的形成中是最早倡导者之一，作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是其不同于其他美学家之处，应予特别注意与重视。有的学者将梁氏看作是功利主义的美学与美育理论家，但我们认为梁氏所倡导的“民族启蒙”是一种与中华民族命运紧密相联的宏大的民族功利，对于作为人文学科的美学与美育，这种宏大的功利主义不仅有着政治的价值与意义，而且有着重要的学科建设的价值与意义，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价值。 梁氏的美育思想存在着一个隐性的体系，我个人理解这个隐性的体系就是以“新民”为其出发点，以“文学移人”、“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其内容，以“美术人”、“生活艺术化”为其指归，以新的艺术形式“小说”以及对于中国古代作品的现代阐释为其手段。这些内容与中国传统美育的“礼乐教化”与“诗教”、“乐教”相比有着许多新的现代的而且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元素，应该讲是比较新颖的，值得加以研究。但其中的许多基本内容已有诸多学者阐释，因此我在此简单加以论述。 “新民说”。梁氏在戊戌维新失败后逃避日本期间对于维新改良及其失败进行了反思，得出了仅仅依靠上层皇帝与少数贵族必然失败而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的重要经验教训。而依靠人民又必须改造旧的“国民性”，塑造新的“国民性”。这就是他于1902年在《新民说》一书中提出著名的“新民说”，成为其包括美育在内的新的民族启蒙活动的出发点。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梁启超通过戊戌维新的失败认识到，国家民族的兴亡，人民的文明程度是最重要的，只有有新的人民，才能有新制度与新国家，否则什么也谈不上。但现实情况是中国人民由于深受封建主义影响，因而国民性存在诸多毛病。他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中列举了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脆弱与公共心之缺乏等等国民性的弱点。由此，梁氏提出了国民性改造的重要课题，改造的重点有二，“一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⑤而其重要途径则是文学艺术，特别是新型文艺形式小说。他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必新小说”。⑥这就开创了以文艺改造国民性这一中国近代以来美学、美育与文艺学优良传统的先河，为鲁迅等所继承。这恰是梁启超美学与美育理论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可以说“新民说”伴随了梁启超的一生，贯穿在他的包括美育在内的一切学问之中。在1922年所写的《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他又在论述趣味教育的同时论述了“教育趣味”。所谓“教育趣味”就是他认为教育承当着培养“新民”的重任。 “文学移人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提出“文学移人说”。他在论述了小说所具有的“常导人游于他境界”与“感人之深”的两大重要特点之后说道“此两者实文章之真谛，笔舌之能事。苟能批此窾、导此窍，则无论为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⑦这是明确地将文学与人的品性的改变相联系，从而将文学作为改造国民性的利器。他具体地文学的上述两大特点表述为“熏、浸、刺与提”小说之支配人道的“四种力”。众所周知，德国的费希纳于1860年创立了实验心理学，提出了反映刺激与人的体验关系的韦伯——费希纳定律。他还于1876年出版《美学导论》，开创了心理学美学研究。1900年，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出版《梦的解析》，提出“力比多”作为“内驱力”的理论观点。这些都成为梁氏文学移人“四种力”的重要理论资源。由此可见，梁氏可以说是我国运用审美心理学的最早的学者之一。其开创之功是不可抹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