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美学兴起了一股反理性的思潮。不少人认为“传统”美学讲求客观真理性，是理性主义、集体主义的；而“现代”美学则追求主观个性，是感性主义、个体主义的。因此，要想摆脱“古典”形态而成为“现代”美学，就必须反理性，似乎不反理性就不是“现代”的了，反理性成了“现代”美学的标志。于是很多人都打起“反理性”的旗号来彰显自身的现代性，这种明显的“去理性化”倾向使得当前中国美学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较强的非理性色彩。 一 中国美学反理性思潮的兴起 中国当代美学的这种反理性倾向是从攻击实践美学开始的。实践美学成了传统理性主义美学的代名词。比如潘知常在《反美学》中就把实践美学作为“传统”美学的代表，他认为：“作为传统美学的一种特殊形态，中国当代美学的显而易见的开端同样是一种理性主义，在此基础上，它还形成了一种主体性原则的特殊形态：实践原则。”①所以潘知常认为美学要想有现代形态的新发展，就必须“拒绝理性主义”。他说：“对于理性主义的拒绝，使得美学的重建有了令人信服的合法性。”②反理性成了他美学新发展的起点。在《走出理性主义的阴影》一文中，他指出当代美学面临困境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理性主义这一长期在人类美学宫殿中徘徊游荡的幽灵”③。因此，反理性成了他“革新”美学的潜在逻辑。杨春时也指出：“实践美学的基本范畴都打上了理性主义的印记，因此未走出古典美学领地”；实践美学的实践概念未脱理性主义痕迹，基本属于古典哲学范畴”④。杨春时的超越美学列举了实践美学的十大缺陷，第一个缺陷就是“实践美学残留着理性主义印记”。他认为理性主义是古典美学“古典性”的基本特征，所以现代美学必须超越理性主义。而进入21世纪以来，某些年轻的学者在批评实践美学的时候，认为实践美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强调社会共性，不适合于解释个体性的审美现象，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则“更适合于”解释美学问题，在解释美学问题上比马克思“更有优越性”，这实际上是用海德格尔的“此在”改造实践美学，把个体与群体、感性与理性等完全对立起来了，把审美仅仅看成个体瞬间性的生存体验，表现出浓厚的感官主义倾向、非理性主义的价值取向。 这种普遍的非理性趋向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各种美学改造中的普遍现象。刘晓波就曾提出“突破说”来“与李泽厚对话”，强烈批评李泽厚的理性主义选择。他提出：“人类也好，个人也好，最可怕的莫过于感性生命中长期地积淀着理性。”⑤他明确地说，在哲学美学上，李泽厚以社会、理性、本质为本位，而他则以个人、感性、现象为本位。刘晓波不满于实践美学的“理性”、“社会”、“本质”，试图以相反的“感性”、“个体”来代替它们，他自信地说：“理性积淀的枷锁一旦七零八落，人的面前就是一个全新的充满生机的宇宙。狂迷的酒神酩酊大醉，创造着最伟大的生命之舞。”⑥在对所谓“保守主义”的批评中，刘晓波走进了激进的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 进入90年代以来，这种反理性主义的思想在美学界越来越普遍。从生命美学、超越美学到生存美学、体验美学，一直到当前的“身体美学”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思潮，都带有强烈的反理性特征。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的感官化，论者将“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为大众日常生活的感官快适和享乐寻求理论上的肯定和辩护。由于感性身体的展览和消费、视听感官的刺激绚烂成了汹涌的时代潮，所以一些美学理论工作者为此寻求理论上的阐释，认为感官化思潮兴起是解构理性话语“霸权”的一种“革命”，是实现感性生存的一种“解放”。王德胜在《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中指出：“人的感性生存权利的实现，作为一个当代美学问题，不能不以抵御过往的制度化理性权力为前提。”⑦一时之间，中国美学似乎真的回到其“感性学”的原始状态去了，对“肉身”意义的穷尽成为话语重心。如刘小枫就指出：“身体之在的感觉还没有穷尽其生存论和文化论的意义，唯有在身体状态中，审美主义才找到自己的生存论上的确定位置，而且是最终的位置。”⑧感官主义一时成了美学追求的方向，“告别理性”、“去理性化”、“抗拒理性”，实现感性生存，成了中国当前美学的一个重要的趋向，成了一种时髦，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思潮，整个美学思潮中表现出浓厚的非理性倾向。 二 中国美学反理性思潮的必然性 当前中国美学界这种非理性思潮的兴起，并非毫无意 义，这是有其必然性的。 第一，这是受西方现代美学思潮影响的结果。我们知道，反理性思潮是西方19世纪中期以来连绵不绝、蔚为壮观的一个时代思潮。从浪漫主义开始，就以天才、想象、情感掀起了对启蒙主义理性法则进行反叛的思想狂潮。而接下来的整个西方世界，正如哲学家怀特所说：“几乎二十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赫赫的十九世纪的德国教授开始的。”⑨也就是说以攻击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开始的。叔本华摆脱生命意志的“直接观审”；尼采“上帝死了”的宣判、“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对“酒神精神”的颂扬、对“超人”的渴望、对“万恶的苏格拉底主义”的批判；克罗齐对“直觉”的崇拜；海德格尔对“此在”的亲近、对技术统治的声讨、对“诗意栖居”的失望；萨特对自由的追求、对存在荒谬的体验；弗洛伊德对性本能“力比多”的挖掘、对无意识的深入、对文明的不满；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启蒙辩证法”的洞见；加达默尔对意义的“阐释”；德里达对中心的“消解”、对意义的“解构”等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的创作，这一切无不表现出强烈的反理性精神。西方美学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这股反理性的思想狂潮，对于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不可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