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历史的进程，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人们不断地创立新的理论体系，以期更深入、更全面地把握现实、理解历史，尤其对于历史所积淀下来的人类精神成果则更为关注，不时从新的理论视角予以新的审视和解读，发掘出以往所未曾有的意义。现代性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之间的关系研究则为其命题之一。 现代性有着特定的内质与时间域限，它是人们对近二、三百年来现代现象的认识、审视、反思，是对现代化进程的理论概括和价值判断。这一界定源自其特定的现代结构：“如此‘现代结构’指以启蒙运动为思想标志，以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为政治标志，以工业化及自由市场或计划市场为经济标志的社会生存品质和样式”①。因此，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并未出现“现代性”这一词汇，但其生成过程已客观地纳入上述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这就确立了从现代性视野中审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合理性。由于国内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界对这一视角关注不够，也促成对此命题深化研究的必要性，它将使我们从新的视角考察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美学。 一、对历史现代性的认同 自近代启蒙运动以来，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工业生产的展开，人这一族类的本质力量被充分地激发出来，创造了丰裕的物质财富，解放了受神学禁锢的思想，社会整体呈示出一种向前推进、向上发展的繁荣和进步景象。在启蒙运动中，现代性主要展现出正向的积极价值，正如卡林内斯库所指出：“从启蒙运动开始，现代性同进步(或更近的源于达尔文生物学理论模式的进化)之间的联姻已在双重意义上变得牢固；当这两个概念激发了乐观主义的历史进程观时，这种联姻就是积极的。”②这一进步的“乐观主义的历史进程观”一般称之为“历史现代性”。这种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经济社会全面变化的产物，它有着如下的价值取向：“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可测度的时间，一种可以买卖从而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具有可计算价格的时间)；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③。这些倾向也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展现出来。 对物质文明进步的肯定 身处剧烈的历史转变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对具有进步、乐观价值内涵的“历史现代性”趋势予以高度的评价和积极的认同，对物质社会的进步持肯定的态度。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写道：“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④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对科学技术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予以积极意义上的肯定，且为之振奋。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也同时看到人类在创造物质文明，推进社会进步时所付出的残酷的代价，但他们认为，大工业所促成的现代化革命，在伟大的社会变革面前，这一代价的付出是不可避免的，若为此而陷于忧伤的话，则是一种未必可取的历史的感伤主义者。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提及：自从资本主义开始，工人的物质状况更为恶化了，“但是，难道我们为了这点就应当忧伤地眷恋(也是很贫乏的)埃及的肉锅，眷恋那仅仅培养奴隶精神的农村小工业或者眷恋‘野蛮人’吗？恰恰相反，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包括把它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被驱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行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⑤。这里，恩格斯批判矛头所指的是普鲁东主义所谓的“永恒的公平”。他认为，这是一种庸俗的小经济学者的见解。我们不能因为现今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恶化，而去眷恋为奴隶时期那“埃及的肉锅”可怜的满足，去怀念小手工业生产状况中那微弱的安定。作为现代性重要标志的现代化大工业的发展确是血迹斑斑的，但它却以其强大的动力砸碎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枷锁，以其巨大的气势为人类历史的前进扫平道路。为此，人类个体有时要承担痛苦的，甚至有时要在尖锐的对抗中做出牺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肯定族类的整体发展，才能完成伟大的社会变革，才能达到建立新文明的理想性的前景。 人的实践主体性的确立 “现代性”的学理渊源，一般可追溯至康德的哲学与美学。虽然哈贝马斯认为，第一位对“现代”概念做出明晰阐述的哲学家是黑格尔，但从西方启蒙哲学整体着眼，康德在对传统的批判过程中，已提出“现代性”的基本观念与原则，这体现在他由对“人”的理解出发，确立了理性至高的地位与主体性原则基础；而在美学上则是确立了艺术的自主性与审美自律性。 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与现代性观念的展开密切相关，但其内涵却绝对不能等同于康德、黑格尔或者费尔巴哈。马克思在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基点上跨出了一大步，他是在实践的前提下建立起主体性的观念。对此，顾准有一精辟的发现，他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培根和黑格尔的神妙的结合”。“马克思根据培根主义的原则，要把这一套从思辨中拉到实践中来进行，在实践中完成”⑥。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的实践原则，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重要源头，顾准这一新的判断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展开探索。 人的实践主体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质的规定性之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⑦这一段引文大家均耳熟能详，因为在国内20世纪80年代关于哲学、美学、文学主体性的大讨论中，它奠定了新唯物主义认识论在中国学界的理论基础。新唯物主义之所以“新”，因为，它是建立在以培根经验主义为基础的人的实践活动上来界定主体的。这样，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就不像一般唯物主义那样，仅是被动地接受客体的信息，还有着自身在实践经验中所建立起来的心理图式对外在信息的接受，即同化或顺化的过程，也就是说，要从人的感性活动、人的历史实践的角度，在主体经验的基础上去理解对象。这种认识与理解是一种主客体双向逆反、同质同步的运动过程，因此文学艺术的美与创造主体的感性活动、历史实践紧密相关，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历史的内涵。这在哲学、美学发展史上是一种全新的人的主体性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