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美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以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完成美学基本理论的重新建构，80年代中国美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熟悉和了解西方现代美学的最新进展以提升中国美学研究水平的话，那么当今中国美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全球化所带来的从美学到文艺生活的一系列深刻转型。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些问题日趋突出。 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当代美学范式转型 全球化的过程主要被看做是把来自西方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艺术趣味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的过程，是一整套全球范围内的普适性价值标准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进口的强势外来文化通过杂交或同化的手段，被认为很容易破坏和排挤掉当地的本土弱势文化，从而引起文化多样性的减少，其后果是全球文化趋于西方化。由于当今美国在西方世界享有特殊的领导地位，全球化又被简洁地理解为美国化。这些都引起中国学界对于全球化的强烈关注，形成了关于文化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激烈争论。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官方的“反和平演变”政治话语，都为特殊主义在中国的滋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1990年代以来，反本质主义、反西方文化霸权、强调中西文化与艺术之间的“异质性”观念，在国内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一股潮流。 情况远非如此简单，引起国内思想文化领域这股潮流的一个重要原因，还由于西方学界的学术范式转型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影响。这种转型的核心，就是从知识领域的客观性转向知识领域的权力认知。西方古典哲学建立在实体论的基础上，西方的古典真理观认为，真理乃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知识体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这种情况有了改变，西方哲学逐渐向意义论哲学转移和过渡，这种知识体系逐渐被看做是一种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和权力话语的文本建构：不是和实体观念相联系的客观事实，而是和主体的解释相关联的知识体系本身的内在结构，不是普遍与共同的东西，而是差别与多样。 马克思在著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一重要命题，从阶级分析的视角，较早地揭示了知识领域的权力控制所造成的扭曲现象。叔本华等人一再号召人们摆脱“自然和素朴的实在论”的支配，“对一切提倡发扬人的理性、尊重客观事实和经验的哲学，特别是对承认人的认识的客观性的哲学，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② 在“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口号下，尼采否定理性和科学，“在尼采看来，以往哲学的几乎全部基本概念（如主体、对象、实体、意识、认识、真理等等）都是虚构和谬误的结果”，因此他“完全取消认识和真理的客观性问题，把认识活动归结为主体为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而进行的活动”。③ 葛兰西提出了和传统的政治领导权（political hegemony）相区别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也译作文化霸权）的概念。④ 福柯公开宣称，自己从事的研究不是“真理”本身的内容，并不关心真理和客观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是有关“真理”产生的政治历史，⑤ 是各种知识体系所组成的复杂网络之间的内在关联，他要挖掘的是人们通常借以连接人类话语的模糊形式和势力，而这就是话语权力。福柯强调知识领域内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知识的虚构性与非真实性。 萨义德在他著名的《东方学》中揭示西方学术界对东方的文化暴力与霸权以及西方对东方社会的压制、想象与歪曲。他认为：“西方和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东方学有两个特点，“一是扭曲，一是不准确”，⑥ 西方的东方学研究中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的知识体系是不存在的。如果说，葛兰西还是囿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范围，福柯已广泛拓展到所有的知识领域，那么，萨义德则将之具体运用于国际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种族国家关系的研究之中。 这种观点对于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界观察东西方文化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中西之间的文化关系因而被描述为压迫与权力的关系。知识体系不再被认为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而仅仅是权力游戏的文本，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也就是西方文化对中国压迫和殖民化的过程。我国学界的学术研究取向，也从古典学术的求真研究转向了政治上的正确性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力斗争研究，而这恰好和我国极“左”时期的思维模式存在某种相似与关联，很容易被接受。这种学术理路也深刻地影响到了我国美学研究领域，使跨文化美学研究中的求异思维压倒一切。谭好哲先生在《美学民族化与本土性问题的叩问》中，感觉到了全球化时代跨文化美学发展的趋同化倾向的压力，试图凸现中国美学的民族性，并对中国现代美学发展作了一个基本估计： 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研究学科，美学在中国已有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百年时间不可谓短，然而迄今为止，中国的美学研究从基本观念、概念范畴到体系构架却基本上依然都是从西方输入过来的，只是从作为印证观点的部分艺术实例和少量中国美学思想史研究中才让人依稀感觉到一点点民族化的征象和痕迹，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百年中国美学的历程更多地像是“西方美学在中国”，而“美学的民族化”却仍是一个需要努力才有希望实现的理想。这种状况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今，从这样的起点上展望未来，人们于不满足之外又多了几分焦虑，因为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学术的民族化包括美学研究的民族化似乎更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