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曾经激起轰动效应的诗歌、小说、戏剧相对沉寂下来，一直无声无息地与之同步发展的散文忽然脱颖而出，独领风骚，散文已经成为现代商品社会的当代文学中最具活力、最具优势的一维，与之相比，小说、诗歌、戏剧都已相形见绌、黯然失色。不仅许多在诗歌、小说、戏剧、理论甚至媒体、娱乐圈、管理、科技领域已奠定地位的人趋向散文创作，而且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也纷纷涉笔散文，加之大众传播媒介如报刊、网络、电视以及非纯文学杂志等出于版面需求的推波助澜，从而使散文热成为20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坛一大景观。 央视主持人赵忠祥以《岁月随想》拉开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名人写书的序幕。随后，倪萍、姜昆、杨澜、白岩松、宁静等人纷纷推出自己的自传或随笔。至2001年崔永元《不过如此》出版时，这股热潮才告一段落。随后，冯小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点燃了2003年的名人写书之火，接着姚明开始讲述《姚之道》，鞠萍有《萍聚》，李响写出了《零距离——李响与米卢的对话》。2004年夏末，名人写书高潮再起，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柯云路的《温情马俊仁》、林洙的《梁思成、林徽因与我》、吴冠中的《我负丹青》……2006年，这股热潮持续不减且火势甚旺。朱迅、黄健翔、徐俐近期分别推出《说出来就过时》、《像男人一样去战斗》和《女人是一种态度》。据悉，今年还有央视撒贝宁、凤凰卫视曾子墨等主持人的新书蓄势待发。白岩松也铆足了劲，准备年底呈上自己进京20年的历程总结。 从媒体“名嘴”，到娱乐“明星”，凡是涉足于文化圈的人，不管是有名气的还是没有名气的，不管是当红的还是不当红的，都热衷于向整个世界作喋喋不休的告白、表露和倾诉，竞相推出自己的文集，大有与那些因为写书而成名的作家们相峙对垒之势。 这是当代审美文化中的独特文学景观，打着大众化散文的旗号，掀起的这股“散文热”现象留给我们很多思考。 一 散文是什么？“散文是一种题材广泛、结构灵活，注重抒写真实感受、境遇的文学体裁。”[1](P202)“散文的范围很广，只要不属于诗歌、小说、剧本等体裁而又有文学性的文体都可以归入散文范围。”[2](P173) 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柯灵说：“散文是一切文学样式中最自由活泼，最没有拘束的。它可以是匕首和投枪，可以是轻妙的世态风俗画，也可以是给人愉快和休息的小夜曲。它可以欢呼、歌颂、呐喊、抨击，可以漫谈、絮语、浅唱、低吟，也可以嬉笑怒骂、妙语解颐。它可以是激越的风暴，也可以像大江在月光下静穆地流动。”[3] 从宽泛意义上看，散文应该是人类情感表达的一种形式，而名人写书大多是自传、回忆录，侧重写他们对事业对家庭对生活对情感的独特感受以及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周围其他人的心理动态，所以他们的作品属于大散文的范畴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应当肯定的是，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原本不善于表达自己的阶层的广泛参与，显示的是20世纪末以来中华民族文学素质的普遍提高，是一个社会个性解放、人本意识普遍觉醒的重要标志。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是在于这股“名人写书热”传达出一种什么样的文学理念。有人说，名人写书相当于出版界盛行的一次流感，有人说，“名人写书热”反映了大众窥私欲的膨胀，也有人说，出书的名人们在大抖隐私的同时获得了更为可观的名利双收。更有人认为“名人出书、出自传，是文化的悲哀，是亵渎文字的过程……会脏了读者的眼睛。”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流于肤浅，过于武断。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做法是毫无道理的。理由很简单：反对的人往往忽视了“名人写书热”的特殊性，吹捧的人往往夸大了“名人写书热”的唯一性。 这些名人写书，能否创造出真正的散文精品？从理论上看，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至少存在着这样两种可能。 首先，客观的可能。检视散文历史，我们发现，一部分散文精品并非出自方家之手，而是出自一些小人物或非职业文人。换句话说，其作品价值并不取决于作者主体，而取决于该主体实践在某一特定时空与社会实践发生了某些重大的、对历史进程起着重要推进或反动作用的交叉。林觉民、吉胡洪霞、陶斯亮都不是散文专业作家，然而其散文《与妻书》、《吉鸿昌将军》、《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由于所记述内容牵涉到某一重要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因此这样的作品一篇就足以进入文学史，甚至足以抵得上某些专业散文家的全部作品。不过，这种个人实践与社会历史重大事件重叠的机遇往往可遇不可求，并且不等于一旦重合就能成为杰作，这里强调的仅仅是一种精品化的可能。检视文学历史，我们同时发现，几乎所有的文学都带有自传性。虽然托尔斯泰没有写过自传，但他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带有自传的意思。名人写作的散文也是换一种方式的自传。中国文学史上还有过这样的现象，比如小说“三言”、“二拍”、《金瓶梅》、《红楼梦》等等，在当时是大众化、通俗化的东西，而如今已然成为经典。所以名人创作的这种大众化的、通俗化的散文从理论上讲日后也有进入经典行列的可能性。 其次，主观的可能。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王蒙就曾经提出一个颇有道理的主张，即要求作家学者化[4](P134～138)。当时理论界有过一些讨论，在基本上肯定王蒙此主张的同时，承认学者化作家是众多作家类型之中的一种。今天看来，作家学者化不仅仅是对某一类作家的要求，而应是对全体作家的诉求。这是由当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性质所决定的。换句话说，现代化社会进程已经毫不留情地向社会全体成员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如同科技、教育、管理、金融等领域以至各类现代化产业要求从业人员必须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一样，当代创作主体也必须经过职业化的人文训练，在基本掌握现有人文遗产及现有文化状况的前提下，方能站在一个更高层面取舍、整合笔下对象。如果说在农业社会或者手工业社会个别未经职业培训的个体有可能在文本操作时无意识地、偶然地闯进精品行列，那么在现代化社会，一个缺乏文化准备的主体企图碰上这种侥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外在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主体渺小性或许是无法避免的，但通过作家学者化，创作主体应当能够克服这种渺小性或局限性，扩充自己的人格辎重，推出富有力度的文本。写作本身是一种本能、冲动，出于表达的欲望。按照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说法，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就名人写书而言，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出版社想了一个话题，找名人来写，这样可以出很多很多的书，但是出精品却很难很难。另外一种就是有感而发，属于本人的，是传播感觉的一种创作欲望。所以作为创作主体，作为美的体验者、评价者和创造者，通过学者化，理论上来说，完全可以写出散文精品。
